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蘇東坡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蘇東坡是個知命樂天之人，在去世之前，就給弟弟蘇轍寫信，讓他給自己寫墓誌銘。1101年，蘇東坡去世，蘇轍按照哥哥的囑託，含淚完成了《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死人爲大，不用說，墓誌銘都是要揀好話來寫的。
關於哥參加科考的這個逸事，蘇轍是這樣寫的:“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大家都知道，蘇東坡和蘇轍感情深厚，蘇東坡的代表詞作之一《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是寫給蘇轍的。
另外，因爲手足情深，蘇東坡還發過“與君世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宏願。
這麼深厚的感情，是多年累積起來的。
在進入仕途之前，哥倆一起讀書，一起考試，一起遊玩，志趣相投，形影不離。
嘉祐二年的科考，蘇轍是和哥一起參加的。所以，蘇轍所說蘇東坡參加科考的這一段逸事，真實性極高。後來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宋史》以及文獻《誠齋詩話》等都予以引用。
然而，認真推敲，蘇轍的說法還是有些可疑的。比如，“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這三個訊息，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但說哥哥蘇東坡被“置第二”是歐陽修和曾鞏的緣故，就帶有猜測的成分了。
歐陽修把蘇東坡的試卷誤認爲是弟子曾鞏的，這是歐陽修的內心活動，如果不是由歐陽修本人說出，其他人的說法如何做得準?
查遍歐陽修所有著作，歐陽修本人均沒有說過類似的話，而蘇轍寫這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時，歐陽修已作古近三十載，他本人也不可能對蘇轍解說。
後人把這則故事當成真事，那也未嘗不可。
問題是，後人還誤解了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這個訊息，以爲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第二名，即榜眼了。
還有人說，要不是歐陽修搞這出烏龍，蘇東坡就是該年科考的狀元了。
這種說法是很可笑的。
北宋科舉考試共有發解試、省試和殿試三級。原本蘇東坡兄弟應該先在家鄉眉州參加發解試，合格後再到京師開封參加省試和殿試。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在《上張侍郎第一書》裏說，“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故往從之遊，因以舉進士”。而實際原因，是這位患有嚴重“恐考症”的父親對兒子的才學不夠自信，而開封府分配到的解額比較大。
所以，嘉祐元年(1056年)，蘇東坡兄弟就在父親蘇洵的帶領下，千里迢趕到京師，通過寄應取解的辦法在開封府參加了發解試，然後於次年參加省試與殿試。
注意，省試並不僅是一場考試，而是分多場，要不蘇轍也不會在“乃置公第二”之後再加“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這一句了。
《文獻通考》載: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發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這是北宋前期沿襲唐、五代科考制度的施行狀況。這項制度其實一直都是在調整和變化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記載: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進士免帖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
同書卷二六又載，到了雍熙二年(985年)四月，又復帖經，罷律義。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又記載，慶曆四年(1044年)，進士考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而因慶曆新政失敗，該制度隨之取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四稱:“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
所以，嘉祐二年的省試內容，就是慶曆新政失敗後改回的舊制，即仍當考詩、賦、策、論、帖經、墨義諸內容。
這些考試內容是怎麼設考的呢?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有記載:寶元年間，宋仁宗曾向龍圖閣學士李淑“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李淑的建議是“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並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於是，宋仁宗“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即先考策論，後考詩賦、次帖經、墨義，四場並試，最後根據四場考試成績予以綜合評定。
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記載: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做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不難看出，蘇轍所說的“乃置公第二”，是指策論考試。
蘇東坡在策論考試中撰寫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已成古今範文，自然是上乘佳作。但一開始並不是定爲第一、第二的佳作;而是蘇東坡“不能屈折於作賦”“已爲他考官所落矣”，歐陽修爲了援救這一人才，才“即擢第二”的。
蘇東坡也因爲這個，科考結束後在致歐陽修的《謝南省主文啓五首》中表達了謝意，其中有提道:“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
另外，蘇東坡又在墨義考試中“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終於在綜合評定中拉高了成績，在省試中順利過關，被禮部奏名爲合格進士。
不過，治平元年(1064年)，司馬光曾狀稱:“所有進士帖經墨義，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即墨義考試內容不受重視，“顯是虛設”，可見蘇東坡在該科考試中位列第一對綜合評定的幫助並不大。《宋會要輯稿》也明確記載:嘉祐二年省試第一爲李實。至於蘇東坡在省試中的名次，則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具體名次，已難於考索。則曾鞏的省試名次就更加難以考索了。
話說回來，省試的名次對任官出仕影響並不大—決定功名高低的，是隨之而來的殿試。
本來宋太祖確立殿試製度以後，殿試通過與否是舉子能否登科的關鍵，但嘉祐二年首開殿試不黜落先例，只在殿試中對省試名次有所升降。
這次的省試狀元是李實，殿試狀元卻是章衡。
蘇東坡殿試的名次，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裏說得很清楚了，是“殿試中乙科”。
《宋會要輯稿》記載:嘉祐二年甲科分爲五等，第一甲中，狀元章衡爲將作監丞，榜眼竇卞、探花羅愷併爲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第四名鄭雍、第五名朱初平併爲兩使幕職官;第六名以下及《九經》及第，併爲初等職官;第二甲爲試銜大縣簿尉;第三、第四甲試銜、判司簿尉;第五甲及諸科同出身，並守選。
蘇東坡兄弟同榜登科。蘇轍中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不能立即授官，須守選。
蘇東坡爲乙科，屬第四甲，賜進士出身，無須守選，可立即授官。但該年，蘇母去世，他和弟蘇轍一起回鄉丁憂，也沒有授官。
丁憂期滿後，蘇東坡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與名列第五甲的弟弟蘇轍之官澠池縣主簿，爲同一級別，均爲幕職州縣官之最低等“判司簿尉”，也是嘉祐二年進士第三、第四甲授官中的最低級別。
由此可見，兄弟倆在殿試中的成績並不理想。
但是，在蘇東坡兄弟居鄉丁憂期間，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下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狀元)，除大理評事、籤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
兄弟倆因此沒有赴任，而積極備考制科考試。嘉祐六年八月，驚豔時刻到來。蘇東坡哥倆同時爆發，蘇東坡成績入三等，爲北宋舉行制科以來繼景祐時吳育之後的最高成績，因此授官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弟蘇轍成績入第四等，除祕書郎、商州軍事推官。
上面的詔書說了，制舉入三等，即依照進士第一(狀元)的待遇授官。實際上，兩宋三百餘年，舉行過二十二次制舉御試，制舉共分五等，一、二等爲虛設，只有四十多人入等。入三等的，只有吳育、蘇軾、範百祿、孔文仲四人。
可以說，蘇東坡的榮耀，比狀元還高若干倍。尤其難得的是，弟蘇轍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據說，宋仁宗讀了東坡兄弟的制舉進策後，欣然作色，對高皇后說:“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
可惜的是，蘇東坡後來並未得任相，堪稱千古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