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銓因何而死，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孝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縱觀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因守孝盡孝的事蹟而爲人們所銘記的歷史人物不在少數。到了清朝時期，歷代帝王更是將“以孝治天下”作爲了一項“國策”，並將“孝道”加以極力的推崇，這其中，康熙和乾隆絕對是堪稱恪守“孝道”的典範。
然而，所謂“過猶不及”，尊崇“孝道”亦是如此。
在乾隆朝時期就有這樣一位朝臣，他爲了自己的父親的身後殊榮，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乾隆皇帝的“底線”。而最終的結果便是，盛怒之下的乾隆不僅沒有答應其請求，還對其予以了罷官免職、抄家問罪的處罰，並最終將其處以絞刑。
這個人便是尹嘉銓，而他也因爲大言不慚的向乾隆皇帝爲其父尹會一“討要”諡號以及從祀孔子廟殊榮的舉動，就此被扣上了“妄人”的標籤，成爲了歷史的笑柄。
尹會一、尹嘉銓父子，究竟是何許人也?
尹嘉銓的父親尹會一，是雍正年間的進士，此後歷任吏部主事、揚州知府、河南巡撫、江蘇學政、兩淮鹽政、左副都御史等職。
到了乾隆朝時期，尹會一的在朝堂上逐漸有了一些名望。
首先，尹會一的學識還是非常淵博的。他雖然不能算作是當世之大儒，但卻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治學理論體系，後人彙集其言談、文章所著的《尹健餘先生全集》，也在當時是小有名氣。
其次，尹會一在任期間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政績，特別是在乾隆朝初年協助治理河南災患的過程中表現極爲優異，他的奏章建議也多次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認可與誇讚。
再次，就是尹會一極爲恪守孝道，這也是他最爲人所稱讚的地方。尹會一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已經五十多歲了，而他也依然遵循“丁憂”制度，非常虔誠的爲其母守孝，成爲當時“至孝”的楷模。與此同時，尹會一將自己所有的政績和功勞，全部歸結爲其母的“教子有方”，並常常掛在嘴邊，向世人歌頌其母功德：
“會一在官有善政，必歸美於母。家居設義倉，置義田，興義學，謂皆出母意。”
乾隆十三年(1748年)，尹會一去世，經由時任江蘇巡撫的雅爾哈善奏請後，入名宦祠，尹會一也算是就此得以功成名就了。
相比之下，尹會一之子尹嘉銓，則是要“高調”了許多。
乾隆元年(1736)，尹嘉銓由舉人授刑部主事，後歷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稽察覺羅學主管。
或許是受到了父親尹會一的影響，尹嘉銓在學術領域也是小有造詣，他曾對朱熹所著的《小學》加疏，並在其中增加《考證》、《釋文》、《或問》各一卷以及《後編》二卷，集合爲《小學大全》，得到了乾隆皇的讚譽。
而也正是因爲受到取得了的“成就”，尹嘉銓便始終以“名儒”自居，甚至自以爲自己和父親對於整個大清王朝來說是功勳卓著，而尹嘉銓的人生悲劇也就此開始。
爲父請諡，讓尹嘉銓因此喪命。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西巡五臺山結束，在回北京的過程中途經保定。
此時已經退休回家的尹嘉銓想着藉此機會拍一拍乾隆的馬屁，可他的目的並不是要爲乾隆歌功頌德，而是要爲自己的父親尹會一爭取一下身後的殊榮，當然他這樣做也是在通過昭顯自己的孝心，讓其自身也能博得一番榮耀。
於是，尹嘉銓接連寫了兩份奏疏，一是爲其父尹會一討要諡號，二是希望其父能被迎請進孔廟。
所謂“諡號”，是人在去世之後，後人按其生平事蹟進行評定所給予或褒或貶評價的文字。而作爲大臣來說，諡號是對其一生的概括和總結，而想要獲得諡號也必須要有足以名垂青史的功績與貢獻，因而，能被贈予諡號是極高的殊榮，並不是隨隨便便的一位朝臣就能獲得的。 而想要被迎請進孔廟，受天下文人的祭祀與朝拜，則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除了要有着顯赫的政績與功勳外，還需要在文化領域有着極高的造詣，其學識與修養更是要爲天下讀書人所膜拜與認可。縱觀整個清朝歷史，只有寥寥數人能享受到了配享孔廟的殊榮，足可見其“門檻”之高。
儘管尹嘉銓之父尹會一確實有着一定的功勳，其學識與著作也得到了認可，但真的想要追贈諡號以及迎請進孔廟的殊榮，毫不誇張的說是根本不夠資格的。
即便如此，尹嘉銓還是要“爲父請賞”，已然是大言不慚、自不量力了，可更爲“奇葩”的是，他還不是自己親自前往覲見乾隆，而是讓他的兒子把奏章送了過去。
當乾隆看到尹嘉銓的第一份爲其父尹會一請諡號的奏摺的時候，他覺得是又可氣，又可笑，瞬間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尹嘉銓的愚弄，但是乾隆還是壓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並題寫了硃批，字裏行間中已經將自己的不滿表露了出來：
“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本應治罪。姑念汝爲父私情，暫且免之，若居家再不安分，汝罪不可逭矣!”
然而，尹嘉銓見自己爲父親求贈諡號不成，又不依不饒的向乾隆皇帝請求，讓他的父親尹會一配享孔廟，並且更是強調其父應該是與范文程、湯斌、李光地等清朝初年的一衆名臣比肩。
這一次，乾隆皇帝再也無法壓抑自己的憤怒，在打罵尹嘉銓“大肆狂吠，不可恕矣”的同時，更是下旨將其押回北京問罪。
“尹嘉銓肆無忌憚、喪心病狂!爲博虛名致國家定典於不顧!不嚴懲無以彰顯國法、懲毖將來!”
與此同時，乾隆還命直隸總督袁守侗、大學士英廉查抄了尹嘉銓的家產，在乾隆看來，尹嘉銓如此狂妄行事是早有預謀的。
“查抄時物產尚在其次，尹嘉銓如此悖逆狂吠，恐其平日有妄行撰述之事。”
果然英廉等人，共查抄出博野原籍大小四十六箱書籍，京師寓所套書三百一十一部、散書一千四百三十九本，以及字畫、書信、書版、冊頁上萬，其中有一百三三十一處被認定爲所謂悖逆文字。
最終經過會審，大學士三寶、英廉等人共同向乾隆皇帝上疏，報告了尹嘉銓的罪證及刑審情況，並建議將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入官，所有書籍盡行銷燬，其緣坐家屬，男十六以上者皆斬，餘人給付功臣之家爲奴。
這便是乾隆朝時期著名的“尹嘉銓文字獄案”。
只不過，乾隆皇帝爲了昭顯“仁慈”之心，對於尹嘉銓還是網開了一面，並沒有同意將其凌遲處死，而是改爲絞刑，對其家人也免於了連坐處罰。
“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就這樣，尹嘉銓“照大逆律”處絞，而他的著作，無論不管是否有“大逆不道”的言論，也不管是否觸犯了禁忌，全部遭到了銷燬，尹嘉銓也就此爲其“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言行與舉動，付出了極爲慘痛的代價。
實際上，尹嘉銓在向乾隆皇帝上疏，爲其父尹會一請求追贈諡號並迎請進入孔廟的時候，已經是七十歲的高齡的，在此之前他的爲官和治學經歷雖談不上名噪一時、功勳顯赫，但讓也足夠讓其安享晚年。
可他卻太過於貪戀這份虛名，太想借着爲自己父親爭取身後的殊榮而讓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能夠名垂青史，結果卻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不僅自己爲之丟掉了性命，並且就此徹底的身敗名裂，淪爲了歷史的笑柄。
而如果要用一個詞來評價尹嘉銓的話，“妄人”這個詞，或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