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誠是怎麼白手起家的，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張士誠，小字九四，淮南泰州(今江泰縣)白駒場人，塔跟他的三個弟弟“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作奸利”。然而老張的這份營生很不好乾，平時把鹽販到富豪之家，要麼遭受人家的白眼欺凌，要麼就直接取鹽不給分文。因此，老張已經對這些狗大戶憤恨已久。
到了1353年，也就是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他終於忍受不住，帶着他弟弟們跟李伯升幾十個人，滅掉了周圍富戶，把人家的房子也燒個乾淨，因爲害怕坐牢，就直接揭竿而起，造反啦!
當時的鹽丁生活十分苦，工作量大，又被鹽商剝削得慘，於是大家紛紛響應他，並推舉他爲大佬，很快就攻陷了泰州、興化縣，高郵。
第二年，老張覺得自己事業有成，於是自稱“誠王”，立國號爲“大周”，建元“天祐”。當時，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已經爆發了兩年，元軍鄭集中全部力量與“心腹大患”，也就是劉福通領導的北方紅巾軍主力鏖戰。
元朝統治者雖很想吃掉勢力日益壯大的張士誠，但苦於力不從心。於是，張士誠便利用了這一極好的時機，擴展勢力，以圖獨霸一方，到了1356年2月，張士誠南下攻陷了平江(蘇州)、湖州、松江及常州諸路，改平江爲隆平府，並以此作爲都城，後又進稱“吳王”。
在元末羣雄的角逐中，一開始張士誠的實力便迅猛發展，造成了咄咄逼人之勢。在經濟上，他據有唐宋以後的全國經濟文化中心——江浙地區。這一帶“民物蕃盛，儲積殷富”，人才衆多;在軍事實力上，他又地南北二千餘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有“項羽之勢”。
張士誠的實力可謂：地富糧足，銳不可擋、其勢力之大，是以集慶爲中心的朱元璋無法與之相比的。時朱元璋的所轄之地，只不過佔有現在的安徽東南角到江蘇西南角，以及江西東北角、浙江西北角這樣一塊不大的地狹糧少的地區。
“論兵強莫如友諒，論財富莫若士誠”，而且又處於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的三面保衛之中。由此不難看出，朱元璋當時的力量無論在經紀商，還是軍事上都遠不能與張士誠相比。
既然如此，那麼爲什麼在經紀上、軍事上都佔有絕對優勢的張士誠最後卻敗在了朱元璋之手，落得個身死國滅的下場呢?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張士誠“愛士”政策的不當。
有比較纔有鑑別，我們只要把張士誠和朱元璋在如何對待“士”(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作一番比較，就可以知道張士誠的失敗是勢所必然的了。其一，招士待士的原則不同
在招什麼樣的“士”和如何對待“士”的問題上，張士誠與朱元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元末羣雄中，朱元璋是始終奉行唯賢是用、唯纔是舉的用人原則的，他爲求得天下賢才，採取貼“招賢榜”、設“禮賢館”、行“推薦制”，用“仕元者”。凡此種種無不注意招收有真才實學的人，並量才予以任用，從而獲得了大批有用之才。比如，明朝開國功臣之一的李善長，就是朱元璋在路上遇到的......
由此不難看出，朱元璋的招士與待士不僅僅注重招收那些已有名望之人，而且更注重招收那些經過策問而證實其確有真才實學的人，然後再委以重任，因而能受到良好的效果。
與此相反，張士誠爲“招納四方賢俊”及“才識文藝之士”，雖然也開“弘文館”，築“景賢樓”，用“仕元者”。然而張士誠的招士卻不問士之賢與不肖。他既不管此人是否確有才能，又不親自加以詢問，只要願意遊其門下者，就來這不拒。
一時間，貪戀財帛美女，以肥其家的勢利之徒;在朝空有虛名，鬱郁不得志的地主儒生;以及遊手好閒，誇誇其談的文人學士，都紛紛地聚集在張士誠周圍，海闊天空，吟風弄月，歌功頌德，把張士誠搞得昏昏然。
以至於張世豪後來貪圖享樂，不理政事，將一切軍國大事皆委託給他弟弟張士信，情況就變得更糟了。張士信也不是什麼好鳥，身爲丞相，生活極度奢靡，利用職權，大肆興建樓臺亭榭，廣蓄歌姬舞女，甚至行軍作戰的時也攜婢帶妾，朝夕酣宴不斷。自己無才無識不論，又嫉妒賢能。
後人在論述張士誠敗亡時，就由這樣一句話：“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但其實，張士誠之亡，何至於其弟張士信，它與張士誠所招的無用之士的誤國，是不無關係的。其二，對納諫的態度不同
雖然朱元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動輒就剝皮衝草，殺人全家，但他這個興趣愛好是在成爲皇帝，統一天下後才培養的，實際上在建國之前，他在求諫納諫方面做得相當不錯。他不僅愛才，並樂於聽取文臣武將的不同意見，只要說之有理，言之有據，無不擇善而行。
可以這樣說，朱元璋在元末羣雄角逐中，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後勝利，與她善於採納所用之士的良策是分不開的。
張士誠恰好與朱元璋相反，他心胸狹隘，不僅不虛心求諫，反而聽不得半點正確的意見。入崑山人郭翼，面對元朝政治腐敗，官吏無惡不作，百姓怨聲載道的局面，規勸張士誠說，如果想要成就霸業，需要“反其政休其牢之，率以乘時進取”。
何況富庶的吳地，是軍家必爭之地，若一味貪圖享樂，待到四方豪傑並起之日，即使關門自守恐怕也來不及了。這頗中時弊的言語，切合實際的計策，竟忤違了張士誠，對郭翼耿耿於懷，幾次想殺掉他，後因張士誠的妻子再三勸阻，纔沒有下手，使得郭翼得以死裏逃生。其三，愛士和好士的目的不同
張士誠之所以在招士和待士的做法以及求諫、納諫的態度都與朱元璋不同，歸根結底乃在於他們的愛士、好士的目的不同。
朱元璋好士，在於他深刻認識到人才對其事業成敗的重要作用。鑑於這一認識，朱元璋在不遺餘力求得賢才之後，不僅“禮之特厚”，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皆待以腹信，帷幄朝夕”，或參預機謀，或籌運糧草，或安定地方，做到充分信任他們，以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因此使得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聚集在他身邊。
張士誠在“愛士”、“好士”方面雖有不少做法和朱元璋相似，其採取的措施在時間上還要比朱元璋早，注入1358年朱元璋提倡興辦學校，而張士誠早在1354年就下令在各州縣興辦學校了。
早先，入儒士馬世傑、郭良弼、董綬都都被羅致到他的幕下。開始做和諧有能之士對張士誠也抱有期待，想幹一番事業，以發揮自己的才能。可是，張士誠在據有江浙富饒之地後，開始過着安逸的生活，只想保住這塊地皮，永世享樂，不願意冒風險，再加上他心胸狹窄，疑心又重。對所招之士，除了給予優厚的待遇和空有其名的爵位外，對他們既不信任，又不重用。
歷史事實證明：決定戰爭的勝負，固然取決於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對比，但要使上疏條件充分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雙方的人才儲備，當然這裏的“人才”指的是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沒有展現才能的“人才”。張士誠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沒有真正認識到知識分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