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漢司馬遷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如果說孔子的思想帶有中庸調和的色彩，那麼被董仲舒披上神祕色彩的儒家思想，走上了極端化。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出爐的，或許他已經意識到董儒思想的禁錮作用。
政權的穩固源於經濟基礎的穩固，早在春秋時期的管仲就強調，經濟權益必須由國家統一掌握。認爲國家財利流失，臣子就不肯盡忠，戰士不肯效死。個人太富有，利祿就驅使不動;太貧窮，刑罰就威懾不住。管仲的思想初露限制民間商品經濟，國家壟斷利潤之端倪，以至於在其執政期間連娼妓，都由國家經營也就不足爲奇了。
“崇本抑末”直白地講就是“重農抑商”，本末枝幹自有輕重，爲何又要崇抑呢?正如有的樹木需要剪枝確保樹體壯固，避免樹木瘋長難以成材一樣，重農抑商是站在專制統治者的角度，爲了政權的穩固而採取的治本之策。
重農抑商的始作俑者應當是戰國時期在秦推行變法的商鞅，商鞅變法前的秦國，由於諸侯國相互兼併的戰爭十分頻繁，農業人口流失嚴重，已到了免徵十年賦稅招徠三晉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商鞅經過一系列變法，促進了秦國快速崛起，爲後來秦的“大一統”奠定了物質基礎。
如果說商鞅“重農抑商”是爲了以農養戰而採取的經濟戰略，那麼，韓非則把它上升爲專治制度意識形態的愚民政策，把“工商之民”看作無益於耕戰而有害於社會的“五蠹”之一，即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使人們從思想上不願再從事這一行當。
由於韓非“攻一點而不及其餘”的策論，極具蠱惑性迎合了專制者的心理，以至於秦王採納其主張將“賈人”當做賤民進行戍邊，司馬遷《貨殖列傳》中提到的，被遷徙的六國舊工商業集團如蜀卓氏、程鄭、宛孔氏等等，都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進行的。
這一政策也爲後來的統治者所延續，而司馬遷的經濟倫理思想，正是在這一氛圍下形成的，這一思想被看做專制政權的隱患，爲當時的統治者所不容。
中國的面積和整個歐洲的面積大體相當，但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始終是一個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把認識所及的範圍納入自己的版圖，併爲鞏固自己的統治，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組織體系。
最爲典型的是把人口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並從中課取賦稅來維繫政權的運轉，除非自身的腐敗和重大自然災害，讓人們無法生活下去而導致改朝換代，但新的王朝又會延續“大一統”的政策，周而復始，循環往復。
而歐洲自從羅馬帝國滅亡後，由於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相互制約，教會對社會精英的實際控制，造成的君主與貴族集團的互相制約，造成的權力分散，再也不曾出現一個統一整片疆土的強大力量，形成了很多互相爲敵但又難以兼併的國家。
這就使國家產生了對商人的依賴而採取了較爲溫和的政策，爲商品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如果對商人的壓榨過於苛刻，商人就會投入敵對國家的懷抱。
只因爲如此，世界近代第一波經濟穩健增長出現在歐洲，催生了工業革命和現代文明。專治國家強調的是對人身和思想的束縛和控制，如果僅靠思想和政治的手段，就會形成明顯的暴政而被推翻，必須輔以經濟手段，限制私人財富的增加。
因爲私人財富的增加，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特別是思想的解放，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就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徑，它會讓人們不得不終日勞作，而維持生命的延續，無暇思考自己爲什麼被奴役，以及怎樣擺脫奴役的現實問題。
以至於中國的四大發明等優秀的文化成果，都是在那些擺脫了衣食之憂的勞動者中產生的，並且從其產生之初就被看作“奇技淫巧”的末業而遭到限制，甚至被轉化爲供人們賞玩和思想禁錮的工具。反觀這些文明成果傳到歐洲國家，直接促進了經濟軍事事業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改變了東西方經濟實力在世界格局中的權重。
自然經濟以其“自給自足”的特性，構架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確保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但其內斂自守的一面也隨之放大，就統治者來講，認爲萬物皆備於我而妄自尊大缺乏世界眼光，錯失了與世界潮流齊頭並進的佳時機。
就經濟發展模式來講，雖然我國的商業、手工業起步並不晚，但受“重農抑商”政策的限制，工商業始終被束縛在封建政權的肌體上，而失去了商品經濟的自然屬性，形成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中國自然經濟的主體地位，決定了司馬遷經濟倫理思想難以發揮作用，而不被人們重視也就不足爲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