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萬里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總是一味順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頭，自古及今，有幾個干休?”(元.張養浩)不到不得已，沒人願意急流勇退，他呢，纔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國子監博士，時年43歲)，就隨時準備捲鋪蓋打道回府。爲此，他還預先備好了由都城臨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費，將這筆錢鎖在箱底，藏於臥室，並再三戒飭家人不許購買一物，免得去職回鄉時成爲行李累贅。
不過，楊萬里雖因剛正敢言，始終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內或外，官還是一直當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東轉運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於江南諸郡行使鐵錢會子，楊萬里認爲茲事於民不便，上書諫阻，朝廷不聽，反將他降爲贛州知府。於是，他便謝病自免，討個“祠官”的虛銜，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還鄉了，從此再未出仕。不過時年已滿65歲，與今天省部級官員退休年齡也相當了。
楊本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到當時一節：“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自此幽屏，遂與世絕”(《答沈子壽書》)。的確，對於楊萬里這樣一位本來 官欲不重的詩人，棄官歸田是一種解脫，是長期備受壓抑的心靈的釋放，那種迴歸故土、迴歸自然、迴歸老百姓的快感，那種臨老重新獲得的自由舒展，彌足珍貴，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楊萬里一生爲官清廉，據說江東轉運副使任滿，府庫有餘錢萬緡，但他一錢不取(呵呵，此類公庫錢如何取之而於法無違，恐怕也是個難題)。當時 就有詩人贊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只有那根御賜的腰帶是鑲金的啊)”。退休後，唯有自家老屋一區，僅避風雨。比之辛棄疾的帶湖園林，自然是望塵莫及了。不過，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錄》稱道：楊萬里年過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還鄉。回家後，他長鬢赤腳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爛不堪，三世不加增飾。就連他的夫人除操勞家務 外，還開墾田園、種植桑麻、紡線織布、裁縫衣服，直到80多歲(只活到80，何來“多歲”?)，還年年如此。——恐怕有點誇張過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級退休幹部，基本保障是沒問題的，何致於老兩口均淪落爲農夫村婦?
不錯，楊萬里晚年鄉居尤其親近周圍的勞動農民，請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從頭上溼到胛。
喚渠朝餐歇半霎，低頭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蒔未匝，照管鵝兒與雛鴨。
白話，傳神，沒有身歷其境且細心體會，絕對寫不出來。或許，楊萬里興來時還真會挽起褲腳下田陪農民插上幾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發 少年狂”的一時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寫詩。須知，楊萬里這輩子寫了二萬首詩，居兩宋詩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還要繼續完成《誠齋易傳》一書——這是一本研究易經的書，易經是古代中華最神祕莫測的經典，高難度課題啊，這本書奠定了楊萬里的理學家的地位，爲此，幾乎耗去了他最後十七年的生命。
楊萬里一生當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層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後凡三進四出，久經歷練，對官場上下內幕的瞭解至爲深切，所以退出後反觀既往，看得 也尤爲透徹。他有一首寫給初涉仕途的長子的詩，不加任何修飾的家常話，語重心長的告誡：“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學習，多 讀書，靠鑽營媚上，縱使得官，也要遺臭千載。你要做好人，對老百姓就應一視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們家的先人門庭冷落，我何嘗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對 高位不可迷戀，迷戀高位就會失去大丈夫的氣節。當官要靠真才實學，官職不是可以討來的。若爲當官違法亂紀而被捉，有何面目見父老鄉親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難說高低，強中更有強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達到了國手水平，國手上面還有更高的國手。——這首詩若拿來作當今的廉政教材，一個字都用不着改。
然而，看了楊萬里的生平，有一點令人費解：按他自己的說法，退休後，“自此幽屏，遂與世絕”，隱居草野，與世無爭了，與朝廷除了按時領取那 一份閒俸，也不再有任何牽掛。可是，就在他臨終那一刻，卻一反他日常“誠齋體”詩歌傳遞的清新、活潑和閒趣，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開禧二年(1206)五月，楊正臥病在牀。某日，一族侄從城裏歸來，進了門就大聲嚷嚷，說起朝中權相韓侘胄已經發動對金國的北伐之戰。此前，家人正是擔心他憂慮國事，但凡收到朝中有關時政的邸報都不告訴他，乍一聽到這一消息，他頓時慟哭失聲，急着催人拿來紙筆，立刻寫下一段文字：“韓侂冑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寫了十四句話告別妻子，落筆而逝。
宋史載：“(楊)臥家十五年，皆其(韓)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楊萬里何致於對韓侘胄如此反感?說來，楊與韓之 間談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點小過節：六年前(1200)，韓侂冑築南園，請楊萬里爲之作記，並許以高官。萬里答：“官可以不做，記不可以寫。”侂胄很生氣，就改請他人(陸游)寫了。
楊萬里不肯爲韓侘胄寫記，當然是不屑於韓的人品。宋史說韓侘胄很生氣，用了個“恚”字，卻也沒說他“恚”後有什麼報復或給穿小鞋之類的動作(或者楊早已退休，管不着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後的幾年內，朝廷屢屢爲退養在家的楊萬里加爵封賞：
嘉泰三年(1203)八月，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四年正月，進封廬陵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
開禧元年(1205)，召赴京，復辭;二年二月，升寶謨閣學士。
還不包括之前數次：慶元元年(1195)，有召赴京，萬里辭不往。九月，升煥章閣待制。四年正月，進封吉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五年三月，升寶文閣待制。六年十二月，進封吉水縣開國伯。
這一路過來，可都是韓侘胄柄國之時啊。不論韓侘胄對別人怎樣，對他楊萬里似乎還過得去，並未見存有什麼芥蒂。
如此看來，楊萬里對韓侘胄的厭惡，完全是出於“公義”。只能從當時朝廷黨爭的背景去解釋：韓侘胄羅織“僞學逆黨”罪名，排斥趙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學名臣，楊萬里雖然未被列入逆黨名錄，但作爲一名理學家，自然會站到韓的對立面，表示抗爭。
事過境遷，後人以超脫的視野回首這一段歷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駁雜難辨，還真是不可一概而論。
這裏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話：“楊萬里爲人剛而褊”。又據說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稱：“楊萬里有性氣。”楊則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氣，舜(孝宗)雲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也說明他並不諱言自己的個性缺點。
“剛而褊”，剛爲剛正，褊爲褊狹。楊萬里的剛褊，典型的例子就是爭張浚配享高廟。
淳熙十六年，朝議“高廟配享”，翰林學士洪邁秉承孝宗之意，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楊萬里卻認爲非張浚莫屬，並斥洪邁以欺、專、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興。張浚是楊萬里學術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學宗門的政治領袖，其對朝廷的赤膽忠心無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識見卻難以讓人首肯，整飭劉光世餘部引發譁變，主持“隆興北伐”招致失敗，與其平生功業大體抵過。再說，配享高廟又是多大的事兒，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爲張浚爭這個虛名，值得嗎?楊萬里此舉未免帶有感情色彩。
綜觀兩宋朋黨之爭，剛而褊，或爲相當一部分正直官員的通病。北宋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毀於黨爭，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爲猥瑣，小家子氣。
韓侘胄當然不是個人物，外戚專權，排斥異己，好大喜功，輕舉妄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他爲岳飛平反，將秦檜打回原形，畢竟大快人心。他 的“開禧北伐”戰略上也不能說全錯，問題主要在用非其人、無人可用，當然與其自身的處置失當也分不開，表明當時的南宋小朝廷已經爛透。敵國金朝也爛，兩者實屬比爛，你爛，我比你更爛。
另一方面，韓侘胄對理學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謂“僞學逆黨”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別是對葉適這樣的人才還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學家主導的《宋史》編寫，將其歸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這位理學首腦人物，一生主要從事創宗立派的著述、講學事業，前後只當過十年官。 他當官，同樣不能免俗，“褊狹”得比別人更厲害。朱熹由趙汝愚推薦，擔任宋寧宗的侍講，等於是皇帝的老師，初見寧宗，就進講正心誠意、人慾天理之論。舊 制：單日早晚進講，雙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單雙日和假日，每天早晚進講。藉着給皇帝講課的機會，多次遞條子，評議朝政，指責韓侂冑在皇帝身邊竊取權柄。把寧宗惹惱了，不要他當老師了，將他轟了出去，說：“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趙汝愚等請求留朱熹在朝，被寧宗一口拒絕。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佔着道理，如此黨同伐異，也太不夠策略了吧!朱熹這人，後來的名頭越來越大，集理學之大成，生前行爲卻有點乖戾，或有心理問題，當初他連上六表彈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這也罷了，權鬥政爭按遊戲規則行去就是，但他卻非要拿一個軍妓(嚴蕊)嚴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實唐的罪名，未免太過殘忍。
《宋史》還載有一段朱熹對陸游的惡評，說陸游“才能太高，功跡太淺，恐怕會被權勢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節。”撰史者於是拿陸游爲韓侘胄寫 《南園記》爲證據，表明朱的預言之高明。這是什麼話?爲韓侘胄寫一篇記文，就成了衡量氣節操守的試金石?是的，韓先是請楊萬里作記，被楊拒絕了，楊有自己的堅持;但陸游接過這手面子活，難道就成罪人了?事實上，從陸游的《南園記》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韓的諛詞，純出於希望韓擔負抗金大業的良好意願。縱使看走了眼，也與道義、節操無涉。
無獨有偶，在韓侘胄主持的“開禧北伐”中，當時的兩大文壇領袖——陸游和辛棄疾都成了積極參與者。辛棄疾對韓侂冑更是熱忱鼓勵：“千載傳忠 獻(侂胄曾祖韓琦諡號)，兩定策，紀元勳。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儘管從私交來說，辛棄疾向來與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視朱爲“帝王師”， “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評價之高無以復加。但基於一貫的抗金主張，他和陸游一樣，對韓不持偏見，且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再看陸游、辛棄疾對朱熹的義氣。1200年，朱熹病故，當時黨禁未解，朝廷不許官員參加其葬禮，76歲的陸游寫文遙祭：“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一片摯情。辛棄疾更是義無反顧，親臨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不過，若以朱熹生前因僞黨案上表認罪一節對比，儘管出於被逼，畢竟未如置軍妓嚴蕊於大刑之下，居然那麼輕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認“私故人財”、“納其尼女”數罪，表示“深省昨非，細尋今是”，朱老夫子的風骨何在?顏面何存?究竟是誰“晚節不保”呢?
王夫之將南宋士人概括爲兩類：一類是弄權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一類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餘地，首鼠兩端。“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 心之量”，“不能據中道以自成”。所謂“中道”，即指“無偏無黨”、“無朋黨之惡”的“大中之道”。其實，褊狹，或是朋黨人士的最大性格弱點。以朋劃線，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廢言，因人廢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敵，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這樣一種兩極化思維嚴重禁錮着士大夫們的頭腦，遂使任何有意義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訐的題目，最終導致王朝在內耗中走向敗亡。
人是複雜的，尤其是官員。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纏、善惡的互現，身上的正負面因素無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開就是大好人，五 五開不好不壞，倒三七就是壞人了。君子與小人、天使與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爲侫人，在唐爲忠臣。唐太宗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賄，以考驗是否廉潔，一刑部官員接受了一匹絹的賄賂，唐太宗要殺他。裴矩提出：“受賄當死。但行賄呢?以這種方式試探官員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禮規範的準則吧!”唐太宗聽了 大爲欣賞。司馬光贊曰：“君明臣直。”這是皇權體制下依託人治的最佳狀態，無奈古往今來像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不多。南宋朋黨之爭摻雜了更多意氣用事，幾無原則可言。從張浚、趙汝愚到韓侘胄，再到史彌遠、賈似道，忠與奸的光譜色系令人眼花撩亂，足致色盲。
相對而言，跳出官場的楊萬里還是比較通達的。他的理學見解與朱熹等人所主張的義理之說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對“仁”的解釋：“何以爲仁?曰財而已。……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何謂義?教民理財，義也。”(《繫辭》，《誠齋易傳》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學的時候，持論總是相對公允、誠實而較少 偏見。綜觀楊萬里一生，他的“剛而褊”，更多的表現在剛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楊萬里.《竹枝歌》)世間萬事，包括官場紛擾，該休處還是休去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