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順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見深下了一道詔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爲文思院副使。《明史》對此的簡要記載是：“二月庚子，始以內批授官。”這便是“傳奉官”之始。“傳奉官”是當時人們稱呼那些不經吏部，不經選拔、廷推和部議等選官過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很明顯，這違反了正常的手續，卻只是爲了滿足皇帝或者後宮中某個妃嬪或宦官的願望。這一舉措對制度的破壞，帶來了三個後果：
第一，從此，皇帝視官爵爲私物。只要皇帝喜歡，他可以隨意地任用官員，從而破壞皇帝與官僚士大夫之間的平衡。憲宗自己，也往往一傳旨就授官百數十人。對於士大夫們來說，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這樣的行爲，無疑將官爵變成了“人主私器”。第二，傳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說明其中大部分人是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得官職的。對於一個文官政府來說，混雜着一大批出身於軍人、僧道、工匠、畫士、醫官的官員，政府的文化認同性必然產生問題，政府運作中的衝突必然加劇。而傳奉官中多數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結交宦官或者行賄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職，他們的在職也就大大地敗壞了吏治。
第三，既然傳奉官由宮中旨意直接傳授，而又不需要經過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宮中大權的嬪妃及太監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賣官鬻爵。據說，樑芳取中旨授官，累計達1000人。傳奉官的泛濫，引起了許多官員的不滿。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張稷上疏，談及傳奉官給朝政帶來的混亂。
張稷說，自有傳奉官後，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識的，武官中竟有從來沒拿過弓箭的，自古以來，有這樣的政治嗎?因此，官員們紛紛請求淘汰傳奉官員。憲宗雖然有時也偶爾淘汰一些傳奉官，但是總體上是傳授的要比淘汰的多。這種情形，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即位後大力裁汰冗官，纔得到一些改變。
但是，好景不長。孝宗後來與他的父親一樣，也喜歡通過內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曾一次傳奉匠官張廣寧等120人，再傳少卿李綸等180餘人。由憲宗創造的傳奉官本是一個對制度的破壞，也許由於能滿足歷代皇帝任用私人的願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憲宗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機會均等，我說了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