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兩百七十六年國運，最終在崇禎皇帝手裏戛然而止。崇禎皇帝在繼位之初，也曾勵精圖治，銳意圖強，剷除魏忠賢等奸臣集團，排斥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放手任選賢能，明朝局面一度氣象一新，儼然一副中興之主的氣派。然而崇禎折騰了十七年，嘔心瀝血，苦心孤詣，大明朝卻還是無可奈何花落下，在李自成和皇太極的攻擊下土崩瓦解。
崇禎的認真態度可謂無可挑剔，崇禎的勤奮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卻爲何未能挽救大明朝的衰亡命運?原因很簡單，崇禎一生勞碌，爲振興明朝盡心盡力，但可惜的是，他始終未能觸及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捨本逐末，卻未能正本清源，纔會導致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卻收效甚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崇禎身在局中不能看破，也屬正常，明亡幾十年後，康熙皇帝卻用六個字說出了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欽定大清會典》記載，康熙和大臣們談論天下興亡之事，論及明朝國事，康熙說了六個字：全爲言官所壞。康熙認爲，明朝朝廷上有一種很不好的風氣，大臣們不以國事爲重，卻沉浸於空發議論不能自拔，以此作爲功績。這種風氣不僅在明朝的專職言官中存在，就是普通大臣，也熱衷於清談終日，不問是非對錯，不管輕重緩急，一味亂放空炮，指東道西。
康熙認爲，“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可謂是真知灼見。閉目塞聽獨斷專行固然不對，但若不加限制地一味提倡廣開言路，也會出現衆口難調、淆亂視聽等諸多弊端，嚴重干擾朝廷的判斷，嚴重降低朝廷機器的運轉效率。無論大事小情，無論往哪個方向走，都會遭到言官和大臣們的攻擊，使得大明朝步履維艱，寸步難行。
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明朝的議和大計，因爲官吏們的干擾而破產，導致明朝喪失了唯一的翻盤機會。明朝末年最大的困局之一，就是要以有限國力，同時應對李自成和皇太極兩大強敵挑戰，內憂外患交織。明朝唯一的機會，只能是與關外清朝議和罷兵，求得喘息之機，然後集中火力攻擊關內的李自成張獻忠，待到中原腹地平定之後，在轉手對付關外清軍。
崇禎和很多大臣，早就意識到了與清朝議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但每次只要議和的方案一出，朝廷言官和大臣們必定羣起而攻之，“祖宗之地寸土不可與人”等義正辭嚴的說辭洶涌如潮，一味空談大道理，卻絲毫不顧及明朝的實際困難和當務之急。結果導致每一次議和，都在言官和大臣們的阻擾下半途而廢，明朝也由此踏上不歸路。
另一個例證，就是明朝的遷都。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大軍從陝西誓師出兵，直指京師。明朝當時已經內外交困，完全沒有能力抵擋李自成的攻擊，崇禎和朝廷機關及早遷都，離開京師，轉移到江南的南京，利用長江天險和江南的雄厚財賦，守住東南半壁江山再徐圖恢復，是最明智的辦法。然而遷都之議剛剛提出，就遭到言官的極力反對，認爲是拋棄祖宗陵寢的大錯，給事中光時亨甚至大言不慚地大喊：“言南遷者可斬也!”
在一片烏煙瘴氣的反對聲中，崇禎再次妥協，敗下陣來，南遷之議也就此廢止。 崇禎皇帝就這樣硬着頭皮呆在紫禁城中，生生被李自成給團團包圍，大明朝徹底毀滅。因此明朝的滅亡，言官的空發議論，是最直接的原因。假若沒有這些人的干擾和阻撓，崇禎能夠像剷除魏忠賢那樣乾綱獨斷，相信結局會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