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一位出身低賤、生活寒苦的鹽丁，靠自學起步，在中國哲學和思想史上開門立派，闖出了一片天地。
我們說王艮是個“狂生”(當然這個“狂”字不帶有任何貶義)，但真要探究起原因來，也並不使人難以理解。鄭板橋從事的是人見人愛、風雅高致的藝術行當，就是不怎麼在行的人，也想拿過來賣弄一番。王艮可就不同了，他研究的是“哲學”，一個想起來就讓人望而卻步的字眼，僅僅受過四年童蒙教育、小學還不曾畢業的王艮卻敢向它發起攻擊，並最終成名成家，導引出了一個學派的興起。你說他狂不狂?他的“狂”，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他的成功，更讓人意想不到，他的思想，別有一番滋味。與板橋比，王艮“狂怪”得毫不遜色。單就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將思緒返回到五百多年前的明代，去認真地追溯一番了。
一、人生簡介
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的一天，天氣已經相當炎熱，正是煮鹽曬鹽的最佳季節，在泰州安豐場的一個貧苦的鹽丁家中，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他就是後來成爲一代哲學大家的王艮，父親給他取名銀，希望他能夠發家致富，給貧寒的家裏帶來財運。
有必要在這裏對鹽丁作個交代。鹽丁是對從事鹽業生產的勞動者的統稱，因爲從海水中煉鹽，往往要設亭立竈進行煎熬，鹽丁又被稱爲竈丁、亭子或亭丁。鹽丁的家庭叫作竈戶或亭戶，從唐代以來就有了，由政府劃定，在鹽場設竈煮鹽，有時也把一部分囚徒補充進來。這是一個地位低下、倍受歧視的階層。鹽丁從十五歲起至六十歲止，每年要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額的鹽課。鹽丁的生產條件極爲惡劣，他們不但“拮手裸體，勞筋苦骨”，而且由於長年的煙燻火灼，許多人的眼睛都失明瞭。王艮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慢慢長大的。
王艮七歲入私塾讀書，學的是儒家典籍《大學章句》，因爲家境貧寒，十一歲就輟學成了一個鹽丁。四年的啓蒙教育，對於一個童稚未脫的孩子來說，很難說能學到多少東西，就是記下了儒家經典中的隻言片語，恐怕也難以消化得了。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在於似懂非懂的《大學章句》，不知不覺中在王艮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崇尚儒學的種子。轉眼八年過去了，鹽丁生活的艱辛、人身的低賤在王艮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特別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許是父親不忍心兒子重複自己的生活，十九歲那年，王艮奉父命外出經商。一旦有了適宜的土壤，心中埋藏已久的種子馬上破土而發。
王艮“以山東闕里所在，徑趨山東”，“闕里”是春秋時孔子住地，在山東曲阜城內闕里街。經商之暇，王艮特地到孔廟拜謁。我們很難想象王艮初到孔廟時的那種激動和崇敬，不過，那聲“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慨然豪嘆，越過五百多年的茫茫時空，似乎仍然在耳邊迴響。王艮選擇到山東經商，顯然是爲了續接八年前的那段儒學情緣，情感的成分是非常明顯的。
有人說王艮的經商活動，其實就是販賣私鹽。究竟是否如此，已經不再重要，也無從確證了。王艮的經商活動，大致持續了十年左右，由於他經營得法，家境也日益富裕起來。這爲他日後的學術活動提供了物質基礎。
王艮是一個有才智、有抱負的人。他的理想並不是終身爲陶朱公，而是要當新孔聖。“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的那聲豪嘆，其實已經爲他的一生定下了基調。正德二年(1507)，二十五歲的王艮再次拜謁了孔廟，“奮然有任道之志”。在明代乃至整個封建社會後期，對孔子的尊崇是十分隆重的，面對孔廟那古柏參天的肅穆氛圍與拜謁者的虔誠態度，都會令人對孔子千古不朽的盛名產生仰羨之情，就像當年劉邦與項羽見了秦始皇的赫赫威勢那樣，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效法之志。只不過作爲一般人來說，這種想法只是曇花一現，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消弭於無形。而王艮卻沒有，他認真起來了，回去後即“日詠《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默坐體道，有所未悟，則閉關靜思，夜以繼日，寒暑無間，務期於有得，自是有必爲聖人之志”。他完全靠着先天的穎慧，孜孜地四處求教，靜靜地體悟思考，從而慢慢地達到了哲人的境界。
王艮二十九歲時，做了一個非凡的夢，夢境中天墜落下來了，地上無數的人奔號求救，只見他王艮先生奮然上前，高舉雙臂，一手託着天穹，一手把亂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歸位，衆人在他面前歡歌起舞，紛紛拜謝，大夢醒來，王艮不免又驚又喜，大汗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神聖感油然而生。他感到這個夢對他太重要了，於是極其慎重地記下了做夢的時間：“正德六年間，體仁三月半。”從這以後，我們已經看不到鹽丁王艮，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頭戴五常冠，身穿深衣大帶，手執笏板，“言堯之言，行堯之行”的當代奇人。真不知道穿着這身奇奇怪怪的行頭走在泰州大街之上，會招來多少異樣的目光，引起多少人竊竊私語，他們真的會相信這是一位得道高人嗎?
也許說他“得道”確實還早，憑他現有的水平，讓他去鑽研《四書》、《五經》，領會其中的微言大義，確實也難爲他了。但王艮自有辦法。沒有老師，他就“逢人質義”，以路人爲師;章句難解，他就閉門體悟，“信口談解”。恰如一張白紙，可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王艮知識素養的限制，正好使他免於自古以來陳詞濫調的影響，他的每一點見解，都是打從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清新而嘹亮，恰似一曲天籟之音。更可貴的是，王艮總是把“精思”與“躬行”結合起來。學了《孝經》，就力踐孝道，替父親外出服勞役;學了家禮，就撤去家中佛像，改祀四代祖先;學了《禮經》，就馬上製作並戴上代表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冠”，穿上僅袖口周長就有二尺四寸的又寬又大的“深衣”;立下了“以先覺爲己任”的志向，就立即在家鄉教授平民百姓，啓迪“後知”。
這些平常人看來狂怪荒誕的行爲，多少有點虛張聲勢，但王艮是認真的，你看他執著地向前走着，毫無作秀之嫌。
當王艮偏處泰州一隅，遊走於大街小巷，鄉野田間，一心一意地經營自己的聖人夢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位出生於浙江餘姚的陽明先生，其學說已經風行江南，直到有一天有人聽了他講的《論語》首章以後，說他與陽明先生的觀點十分相似，驚訝之餘，他才決定去會一會這位與自己同姓的陽明先生。誰知這一會，竟然給他會來了一位“名師”，爲他開啓了一個新的學術境界。
王艮是自信而自負的。他到南昌拜見王陽明並不是衝着拜師去的，他要看看自己的見解與陽明先生究竟有什麼異同，他要看看這位領引江南的陽明先生究竟有多大能耐。所以，兩人一見面，就“相與究竟疑義”，直至“縱言天下事”，反覆論難起來。幾個回合下來，王艮的座位也隨着由上座而側座而下拜變了幾次。但王艮可不是那種輕易服輸的人，當聽了王陽明講了“致良知”的心學宗旨後，當下佩服得了不得，“乃下拜而師事之”，可回到宿舍以後，又感到自己考慮不周，拜師太輕率了，第二天又過去與陽明論辯一番，最後才心悅誠服。
王艮服膺王陽明，但並不盲從，該堅持的他還是堅持。當論及“天下事”時，兩人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王陽明：“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
王陽明：“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遊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王艮：“當時有堯在上。”
王陽明要王艮安守本分;王艮卻說自己雖然是平民百姓，卻始終在追求堯舜時代的理想政治;王陽明說，你不是追求堯舜時代的理想政治嗎，那就應該像舜那樣勤奮勞作，欣然自樂而王天下;王艮說，現在不是沒有像堯那樣聖明的君主嗎。大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
其實，正是王艮的這種獨立思考、不輕盲從的態度，使陽明先生大爲讚賞，難怪事後王陽明對門下說道：“曏者吾擒辰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於是，他給這個從泰州遠道而來的學生，改名爲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義，命其字爲汝止，教育王艮行止得當，動靜適時。在陽明先生的悉心指點下，王艮接受了心學的基本思想，並最終成爲王陽明的得意門生之一。
王艮從陽明先生那裏領會了心學的基本思想後，覺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應該信奉這一絕學，而老師的學說似乎只侷限在南方，他感嘆說：“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便慨然有到北方代師傳道的意思。王艮是那種知行合一、說幹就幹的人，主意一定，他就坐着自制的仿古輪子車，一路講學直到北京城，頗有孔子周遊列國的古風。儘管這次北上講學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他這種古風式的講學，和敢於招搖天下的行爲，還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所謂“人人以怪魁目之”，回頭率當然也特別地高了。儘管王艮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用世之心太熱，並因此受到陽明先生的斥責，但他日後能夠開闊陽明之學的源流，並且自成一派，卻是與此大有關聯的。
王艮師從陽明先生近十年，終究沒有改變他一心求聖的狂者人格，但他不僅從陽明那裏印證了自己的心悟所得，而且陽明的心學理論更加豐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說，正是王艮自身的狂者氣質與陽明先生影響的結合，才促成了一代大師的誕生，並由此催生了泰州學派。
王陽明去世後，王艮開門授徒，開始了他“自立門戶”的講學時期，亦即泰州學派的奠基時代。在這個時期，王艮定居於自己的家鄉安豐場，主要從事講學活動。前期外出較爲頻繁，多遊於江淮間。晚年居家講學，從學、造訪者不絕。
也許是求道太過用心、傳道太過辛苦，王艮病倒在講席上，於嘉靖十九年(1540)冬天去世，終年五十八歲。放眼望去，他所開啓的泰州學派，由顏山農、羅近溪、何心隱、李卓吾繼承，前仆後繼，個個都是棱角分明、卓絕百代、響噹噹的風骨人物。
李贄(1527～1602)，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
湯顯祖(1550—1616)，中國明代戲曲家、文學家。王艮的三傳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