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發動了“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傑者”作爲司法改革的旗手，首先在法外之法的《大誥》中賦予耆民豪傑可直接將污吏貪官“綁縛赴京治罪”之權，若各級官吏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
以行政手段來改造司法，發動旨在重新整合社會的清洗運動，形成一整套嚴密的社會監控網絡，是朱元璋慣用的手法。
朱元璋仿《周書·大誥》之篇名，“陳大道以誥天下”，以“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爲訓。“誥”本意爲講道理，採用形象貼切的比喻，生動說理。《大誥》雖繼承了這一特點，以案例和俗語講述的形式編寫，但究以嚴懲爲主旨，血腥味十足。洪武十八年(1385年)10月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12月相繼頒發了《御製大誥》《御製大誥續編》《御製大誥三編》。204條誥文中，整飭吏治的就達到123條，佔60%之多。
綁縛赴京的規定首先出現在《大誥》初編第五十九條鄉民除患內：“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閒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爲民除患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閒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擋者，梟令，拿赴京時，關津渡口，毋得阻擋。”對邀截阻擋及其他阻礙者施以重刑，便是城鄉賢良豪傑綁縛進京的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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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誥》初編已經將範圍擴大到城鄉，但僅限於滅詞訟、教唆誣陷之徒。故而《大誥》續編將範圍擴大到一切擾民之徒，而且只賦予高年有德的耆民，不再是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指代更爲明確：“……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
民拿害民官吏從詔令，但律不許赴京越訴，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後，《大誥》三編中的條目纔不斷被載入新頒的律令之中。但到三編髮布時，被惡意利用的綁縛制度已十分普遍，因此在三編中特地將“臣民倚法爲奸”放在第一篇，列舉各種鑽營綁縛條的典型案例，共計18個。案發地以江浙地區爲多，還有山東、江西、南京周邊等地，證明詣闕對離京師遙遠之民來說，可望而不可即。從三編中的幾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個“好心辦壞事”的帝王“拍腦袋”決定的後果，通過綁縛赴京建立起來的羣衆司法維和，根子裏還是行政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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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期待的綁縛進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間，貪官污吏盡化爲賢矣”，但顯然並非如此。“惡人以爲不然，仍蹈前非”，“兇頑之人，不善之心猶未向化”。更有甚者還出現民衆藉機公報私仇，將胥吏豪強綁縛勒索財物。
到洪武十九年初，朱元璋只發現常熟農人陳壽六謹遵聖意：“《大誥》一出，從吾命者惟常熟縣陳壽六”，所以在續編中特將陳壽六濃重推介成全國優秀典型。
常熟農民陳壽六因受縣吏顧瑛欺壓迫害，與弟弟和外甥三人一併擒拿縣吏，攜帶《大誥》赴京面奏。陳壽六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法定程序，即沒有年高耆老，也沒有豪傑，而且沒有鄰人做證。此案竟然由朱元璋親審，並未通過通政司，頗爲奇怪。作爲獎賞，朱元璋“賞鈔二十錠，三人衣服各二件”，並免其雜役三年，還要求將其事蹟榜諭市村;爲防止官吏打擊報復，特申明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捏詞誣陷者族誅。最後竟知照下面官吏，“陳壽六倘有過失，不許擅勾，以狀來聞，然後京師差人宣至，朕親問其由”。即使陳壽六違法，可不受一般審判程序管束，特由朱元璋自己審理。
陳壽六作爲標杆榜樣，當然被朱元璋大書特書，但如若都像陳壽六那樣，皇帝如何應對帝國其他事務?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時，更是徹底放棄了綁縛之策，只許諸人首告，但須經有司拿問解京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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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鐵腕治吏的過程正是“綁縛赴京”制度問世和發展的過程。自洪武十三年治胡黨，十五年空印案發，十八年懲治郭桓案，到十九年擴大爲對積年爲民害的官吏進行大規模嚴打，殺戮近十萬人，徹底整肅官場“玩惡潑皮”。不過整治歸整治，基層萬般行政事務不能靠羣衆自立，也不能讓皇帝親力親爲，明代“三班六房”的胥吏和衙役承擔了大量基層千頭萬緒的行政事務。
比如，以消除“天下積年民害”運動爲中心的洪武十九年整治，正是以《大誥》續編爲最高指示開展的，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餘名，削減幅度高達四分之三，藉此整頓的全國吏員至少有一半。本該由吏員承擔的行政事務不會因爲吏員的縮減而減少，況且，僅僅靠懲罰性制度創新來解決官場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清人沈家本對此曾道：“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於威竭而不振也。”時人海瑞也曾感嘆，憑一己之力“日與羣小較量是非”倍感“窩蜂難犯”，這實際上側面回答了朱元璋自己的疑問：“朕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暮犯?”明代沒有殺滅胥吏的威風，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後，即便規定了員額制，但胥吏“乃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當時1700個縣來算，胥吏數目之大難以想象，故又有“州縣與胥吏共天下”之說，以致出現“任爾官清似水，怎敵吏胥如油”的現象。
無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際，顧炎武感嘆“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官弱吏強，本質上還是與官員以及官場習氣有關。朱元璋的綁縛進京策實際上並未抓住吏治之根本，仍不能解決“官冗於上，吏肆於下”的官場弊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