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否在歷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這位王茂蔭，歷仕清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曾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堂事務，那是正宗的“省部級”。可是，歷朝歷代的“省部級”多如牛毛，有幾個能在歷史上記一筆。王茂蔭卻是幸運的，他的名字出現在了馬克思的著作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過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就是王茂蔭。儘管他的名字並沒出現在《資本論》正文中，只是記載在附註中。
王茂蔭，安徽歙縣人。字椿年，號子懷。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歷任監察御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職，是清朝貨幣理論家。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危機加劇，當時有鑄大錢和無限制發行不兌換銀鈔等各種主張，實際都是主張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緩和財政危機。王茂蔭上書《條議鈔法折》，建議發行可兌現銀鈔，提出“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爲限”。紙幣要能流通順利，必須注意和防止無限制發行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這一弊端，以便“無累於民”而“有益於國”，被議駁。
咸豐三年(1853年)，針對肅順等請添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的建議(所謂鑄大錢，指鑄造錢體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錢幣面額價值則增加得更多的貨幣，這使得銅錢的名義價值遠遠超過本身金屬材料的價值。)，上《論行大錢折》，嚴加批駁，指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爲百;物值百，民不能以爲千”、“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鑄大錢必然使得物價上漲。同年3月咸豐準添鑄了“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結果在流通中造成極大混亂，加之上述發行的不兌現的“寶鈔”，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咸豐四年(1854年)，針對清政府發行不兌現的紙幣官票、寶鈔嚴重貶值，市場極其混亂的情況，三上《再議鈔法折》，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改革幣制、緩和危機的第二方案。這個方案中提了四條補救措施，集中到一點，即堅持主張將不兌現的官票、寶鈔改爲可兌現的鈔票，反對鑄造當百和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試圖用兌現的辦法來剎住繼續增發不兌現紙幣的勢頭，制止通貨膨脹，以挽回紙幣的信用。
結果觸怒咸豐皇帝，“王茂蔭由戶部司員，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於不問，殊屬不知大體。復自請嚴議，以謝天下，尤屬膽大。如是欺罔，豈能逃朕洞鑑耶?”指王茂蔭只顧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擱在一邊了，真是太不關心國事了。尤其是王茂蔭居然再次提出什麼修正方案，簡直是大膽妄爲!最有意思的是最後一句，大白話就是：你當我是傻瓜一個，我看不出你在動什麼腦筋啊!
這些奏摺被當時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裏。1858年，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弗·阿·梅克倫堡將巴拉第的《帝俄駐北京佈道團人員論著集刊》翻譯成德文出版，並更名爲《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於中國的著述》。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注意到了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並把這些寫進了《資本論》。這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編號爲83的附註裏出現“王茂蔭”三個字的原因。
在這個附註中，馬克思這樣寫道：
“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摺，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爲可兌換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譯文，當時對“王茂蔭”三個字的翻譯也是一波三折。
我們知道，陳啓修是第一個全卷翻譯《資本論》的人。之所以說是全卷，就是說在陳啓修之前的1899年，蔡爾康曾經提到過《資本論》;1906年，朱執信也介紹過《資本論》;1920年費天覺還部分翻譯過《資本論》。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王茂蔭”這個名字。直到1930年陳啓修翻譯《資本論》全卷時，才遇到“王茂蔭”這個難題。
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陳啓修譯成了“萬卯寅”，當時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將其翻譯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陳啓修對“萬卯寅”當然也不滿意，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我曾經託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在還無結果，這裏姑譯爲"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
1936年，郭沫若讀到了陳啓修翻譯的《資本論》，並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錄》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並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爲商人指使，且有不便於國而利於商者，亦周慮而附於條規內，何漠不關心國事，至如此乎?並自請嚴議，以謝天下。”
於是，郭沫若認定“萬卯寅”應該是“王茂蔭”。從此“王茂蔭”才真正出現在《資本論》裏。 在晚清渾濁的官場中，作爲官僚隊伍中的一員，王茂蔭在廉潔自律方面表現得也很出衆。史料記載他：“性清淡，寡嗜慾。京宦三十載，恆獨處會館(即歙縣會館，今宣武門外。王爲安徽歙縣人)中。自本簡約，粗布糲食，處之宴如。”“公餘之暇，手一捲自娛，京宦三十年，未嘗攜眷屬。”作爲一名封建社會的“省部級”官僚，能做到這樣真是難能可貴。
王茂蔭的家訓，也是他的遺言，其中一些內容今天讀來依然有警示作用，現摘錄幾段：
“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只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捨上起。”
“看着當下取來雖見爲有，不知非災橫禍出而消耗之必且過於所取，須以當下之不取爲消將來這橫禍，則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隨之。當時時作此想，則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飲偷盜泉水，熱不息惡陰木。有志者須極力持守，方可望將來有好日。恐此後汝輩家產薄、家口多，衣食難度，遂至見利而不能思義，故切切言此，務務緊記爲要。”
1938年版中譯本《資本論》影印本
這些言語，雖爲士大夫老生常談，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寫照。
從叮囑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蔭對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會，“坐一乘轎，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書稿，這是士大夫夢寐以求的事。看王茂蔭如何說的：“我之奏疏。詞雖不文，然頗費苦心，於時事利弊實有切中要害處，存以垂示子孫，使知我居諫垣，蒙聖恩超擢非自阿諛求榮中來。他日有人入諫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於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鑑，可以望做好官。惟可傳家，不可傳世。斷斷不宜刊刻，切切是囑。”最後還補上一句：“刻書是我所惡，無論何人總要想著書傳世，將來必有祖龍再出，一舉而焚之”。
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學氛圍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爲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蔭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達通透，實在是罕見。不過，歷史就是如此詭異，就是這樣一位不想留名的人，歷史偏偏永遠牢牢記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