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曾國藩的關係淵源
李鴻章，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安徽合肥東鄉人(今安徽肥東)。
李鴻章少年聰慧，六歲入家館學習，後來又拜合肥名士徐明經爲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鴻章奉父命入京參加鄉試，次年順利中舉。二十七年(1847)，又考中丁未科二甲進士。
李鴻章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其中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一句，可謂豪氣萬丈，志向非凡，因而爲世人所傳誦。他還以詩言志，表達了“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的強烈願望和好進之心。
入京後，李鴻章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不僅遍訪了安徽籍在京名人，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而且因爲父親與曾國藩是同科進士，兩人交情又很深的關係，李鴻章與其兄李瀚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
從此以後，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而且在他的指導下，學習應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曾國藩一再稱其“纔可大用”。李鴻章考取進士在翰林院學習任職期間，仍然經常向曾國藩請教問題。在丁未科進士中，曾國藩特別器重李鴻章、郭嵩燾、帥遠燡、陳鼐四人，稱他們爲“丁未四君子”。
李鴻章訪英國
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由廣西殺進湖南，在家守制的曾國藩奉命幫辦團練。第二年，李鴻章也被徵調回安徽老家，先後在呂賢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濟等人幕府工作，協助他們辦團練。幾年下來，本想有一番作爲的李鴻章卻被太平軍打得一敗塗地、無家可歸，落魄潦倒、走投無路之際，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師曾國藩，於是千里迢迢來到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縣)，投奔曾國藩大營。
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
二、走上“翰林變綠林”的軍旅之路
說到李鴻章被徵調回安徽老家帶兵打仗這件事，先得敘述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取進士，被錄用爲翰林院庶吉士，順利實現了科舉時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中進士、點翰林”的人生目標。經三年研習，他又以優異成績授職翰林院編修。翰林院編修的官職雖然不高，只是個正七品，但清代的漢族名臣，十之八九由此起家，所以這是李鴻章仕途中極爲重要的起點。
正當李鴻章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展望未來，前程似錦，準備沿着傳統升官之路平穩地走下去時，國內局勢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咸豐元年(1851)初在廣西爆發的震動全國的太平天國起義，迅速發展到長江流域。太平軍在圍攻長沙，攻佔岳陽、武昌和九江後，又沿江東下，相繼攻佔了安徽省城安慶和江南重鎮金陵，並在金陵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瞬間出現的大變局，既打破了李鴻章平穩的官場生活，也爲他在晚清政壇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當時清廷的“八旗”和“綠營”已不堪使用，完全喪失了戰鬥力，一旦有緊急情況，“文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死爲長策”。面對嚴酷的現實，咸豐皇帝不得不把漢族地主豪紳拉過來，利用他們在本土的勢力“結案團練”、“搜查土匪”，併爲此在衆多省份任命了一批在籍官僚爲督辦團練大臣。李鴻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跟隨呂賢基回到安徽家鄉辦團練的。
關於呂賢基奏請李鴻章幫辦團練之事，《異辭錄》作者劉體智有過一段繪聲繪色的描述：
文忠(李鴻章諡號)感念桑梓之禍，過文節(呂賢基諡號)，慫恿上章。文節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歸，翻檢書籍，審查時勢，慘淡經營而得長篇。書成已深夜，幸居距文節宅不遠，使人持往，不至誤翌晨封奏。文忠倦臥，迨醒日已過午。當時京朝官不得見本日朝報，心念昨事，駕車往見文節。及門，聞閤家哭聲，如有喪者。登堂，文節自內跳而出，曰：“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異辭錄》卷一《李鴻章自京至皖》)
劉體智的父親劉秉璋是李鴻章的學生和部屬，作者本人又從小在李鴻章家塾讀書，與李氏父子叔侄、門生故吏朝夕相聚，不拘形跡，這段出於口耳相傳的史實，自然十分可信。
據劉體智《異辭錄》卷一所寫：安慶失陷的警報傳到京城時，李鴻章尚不知最新情況。咸豐三年(1853)新春正月某一日，他正在北京海王村逛書攤，偶然遇到一位安徽同鄉，此人見他心定氣閒地挑選書籍，很覺得驚訝，就對他說：“少荃，你難道不知道咱們省城已經失陷了嗎?怎麼還有心事買這些無用的東西?!”或許是書生意氣使然，也許是報國心切，李鴻章趕忙離開海王村，直接奔赴安徽籍在京高官、時任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呂賢基家裏，慷慨激昂地慫恿他上疏，請朝廷火速發兵“剿賊”。李鴻章深知，只有請出呂賢基這樣的先賢和高官出面喊話，朝廷纔會重視此事。
呂賢基不僅早就認識李鴻章，而且因爲李鴻章寫得一手好文章，人又聰明伶俐，所以對這位鄉里後生非常喜愛和看重，一直把他當筆桿子使用，遇有上疏言事總是請他捉刀代筆，此事習慣成自然已成家常便飯。這回李鴻章鼓動呂賢基上書皇帝請求發兵拯救桑梓，根本無需費多少口舌，呂賢基那根平靜的心絃就被慷慨激昂的李鴻章撥動起來了，他雄心萬丈地答應下來並要李鴻章連夜代草奏疏，準備明天一早就呈遞皇上。
李鴻章回到家裏，即刻躲進書房，翻檢書籍，尋找資料，又將丟失安慶後的危急形勢和朝廷必須出兵的諸多理由一一想清想透，然後揮動如花妙筆，遣詞造句，排比鋪陳，絞盡腦汁，慘淡經營，終於趕在上朝之前將一篇洋洋灑灑的雄文寫成並謄寫完畢，然後派人迅速送到呂賢基手裏。好在李、呂兩家相距不遠，呂賢基收到後，還有時間瀏覽一遍。他感覺非常滿意，一字不改，就簽上了自己的大名。
李鴻章本有睡懶覺的習慣，昨晚又差不多忙了個通宵，因而十分睏倦，倒頭便像死豬一樣睡了過去。等他睜開眼睛，一看鐘表，竟然已是午後時刻!他很想知道呂賢基的上疏結果，卻又看不到當天的朝報，只好吩咐車伕駕車，親自前往呂家探聽消息。誰知剛跨進呂家院門，就聽見裏面叫罵聲、哭喊聲連成一片，院子裏差役人等，個個驚慌失措，一片亂亂哄哄，像是死了人一般。就在李鴻章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進退兩難之時，呂賢基卻從裏面跳着腳衝了出來。他一把扯住李鴻章的衣領，兩眼瞪得燈籠似的大聲吼道：“少荃!你還敢上我家來?你害得老夫好苦啊!”李鴻章對呂家人如喪考妣、大放悲聲本來就大惑不解，如今聽了呂賢基這番沒頭沒腦的責怪，更是茫然不知所措。他正想開口問個究竟，呂賢基卻搶在前面說話了：“皇上看了我的奏摺，當即命我回安徽督辦團練。我一介書生，又一大把年紀，哪裏擔負得起練兵打仗的重任啊!你不是把我往火坑裏推、讓我白白去送死嘛!你害慘了我，我也要拉個墊背的。我已經奏請皇上同意，讓你跟我一道回老家辦團練!”
李鴻章雖是有理想抱負的熱血青年，但突然要他離開翰林編修的位置，奔赴戰場帶兵打仗，還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就像被人打了一記悶棍，讓他感到頭昏腦漲，分不清東南西北!李鴻章立馬僵在那裏，好久回不過神來。
其實李鴻章應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發生。因爲從頭一年夏天開始，咸豐皇帝就嘗試着在“賊氛逼近”地區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員幫同地方官辦理本籍團練事宜。如今太平天國運動越演越烈，“八旗”和“綠營”又完全不中用，朝廷不依靠地方團練進行防禦和抵抗，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但道理歸道理，事實是事實：呂賢基畢竟是個“恂恂儒者”(《清代碑傳全集·續碑傳集》卷五十四)，幾乎沒有誰想過皇帝會派他這樣的人上前線帶兵打仗;李鴻章雖然勇於任事，但畢竟只是一個低級官員，如果不是呂賢基硬拉他下水，皇上肯定不會點到他頭上來。正因爲有這些沒有想到，才最終產生了道理與事實反差巨大的結果。而這一切又都是因爲李鴻章慫恿呂賢基上奏引起的，呂賢基說李鴻章害了他，當然不無道理。
朝中官員儘管將赴前線辦理團練視爲畏途，但皇上命令已下，哭喪着臉也無濟於事。不久，李鴻章就離別翰苑，跟着呂賢基返回家鄉，走上了“翰林變綠林”的軍旅之路。
呂賢基從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受命，到當年十月舒城陷落而死，在辦理安徽團練防剿任上不足一年，這一事實表明李鴻章確實把他害慘了。呂賢基自然也害苦了李鴻章，他不僅在太平軍兵臨舒城城下時差點丟命，而且在此後五年多時間裏，戰場累累受挫，前景一片暗淡，“昨夢封侯今已非”，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才千里迢迢奔赴江西，投到曾國藩幕下。
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
三、受到曾國藩的整治和“敲打”
李鴻章到江西后，開頭並未受到他的老師曾國藩的熱情接納，相反還被冷落了一段時間。據《庸庵筆記》和《清稗類鈔?幕僚類》等文獻記載，李鴻章在賓館住下之後，便託人給曾國藩捎信，表達了想到老師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負的迫切願望。他非常自信地認爲，曾國藩是自己的老師，對自己又比較瞭解和賞識，在此戰敗淪落之際前來投靠，老師肯定會欣然接納。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來曾國藩的迴音，差不多一個月過去了，曾國藩也沒有約他見面。曾國藩的異常表現，不僅李鴻章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曾幕幕友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弄不懂他的葫蘆裏究竟裝的什麼藥。早在曾幕工作的陳鼐出於對“同年”好友(同科考取進士的人俗稱“同年”)的關心，就旁敲側擊地向曾國藩打聽消息，在沒有得到明確答覆的情況下，他乾脆替李鴻章當起說客來：“少荃是您的學生，這次特地前來侍奉老師，是希望在您手下學習本領，得到鍛鍊。”曾國藩這才慢條斯理、拿腔作調地說：“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辦大事的人，咱們這個小地方，就像條小水溝一樣，哪裏容得下他這條大船呢?算了吧，還是叫他回京城當朝官吧!”陳鼐又說：“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頭，經歷了許多磨難，再不是當年那個意氣用事、好高騖遠的少荃了，老師爲什麼不能試用他一下呢?”經陳鼐這麼一說，曾國藩才答應讓李鴻章入幕。其實，曾國藩並非不想要李鴻章，只是他對李鴻章的優點雖然十分欣賞，對其缺點和毛病同樣看得非常清楚，爲了將這個可塑之才變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於是故意讓李鴻章坐一段時間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氣，這樣，他就會變得更加成熟，養成內斂沉穩、寵辱不驚的性格脾氣。
《庸庵筆記》是“曾門四弟子”之一、曾長期在曾國藩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名著，他的這一記載在社會上流傳甚廣，爲許多文章和書籍所引用。曾國藩考察歷練人才的方法確實非常獨特。據說，後來擔任第一任臺灣巡撫的劉銘傳曾與另外兩人一道慕名拜訪曾國藩，如約而至後，曾國藩卻故意避而不見。時間一久，兩個同伴很不耐煩，唯獨劉銘傳心平氣和地欣賞牆上的字畫，這些都讓曾國藩瞭解得一清二楚，劉銘傳因此得到曾國藩的推薦。從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國藩在考察歷練人才方面確實與衆不同，很有一套。
李鴻章進入曾國藩幕府後，起先掌管文書，繼而負責向朝廷擬寫奏稿，相當於文字祕書角色。李鴻章素有才氣，善於握筆行文，批閱公文、起草奏摺等公私文書甚爲得體，曾國藩對其工作非常滿意，常常當着別人的面誇讚他說：“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衆，辦理公牘事務最爲適合，所擬文稿遠遠超過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爲，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庸庵筆記》卷一)
李鴻章雖然能幹，但身上的毛病確有不少，落拓不羈、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曾國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習慣頗有規律，一直秉承早睡、早起、早吃飯、早做事的原則，歷來都是黎明即起，查營完畢即吩咐伙房開飯。他不僅自己長期這樣堅持，而且要求幕友們必須與他步調一致。湘軍軍營慣例是天亮即吃早飯，李鴻章卻有睡懶覺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牀，初來湘營的他，對這裏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很不適應，寧願不吃早飯也想多睡一會兒。有一天，他便以頭痛爲名，賴在牀上不起來。哪想到曾國藩非常看重這頓早飯，只要有一人不按時起牀，他就不開飯。他想利用共進早餐時間與幕友們談經論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進相互瞭解，融洽同事感情，當然更重要的是藉此培養團隊的嚴明紀律和整體觀念。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懶散作風早就看在眼裏，這回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他接連派了好幾批人去催李鴻章起牀，非要李鴻章起來吃飯不可。李鴻章見勢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踉踉蹌蹌趕到飯廳。吃飯時，曾國藩一直板着臉，不說一個字，放下筷子後，才嚴肅地教訓李鴻章：“少荃，你既然進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講：我這裏所推崇的，惟有一個‘誠’字而已!”說完，也不等李鴻章答話，扭頭就走。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這番批評和“敲打”，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習氣，又敲打了他“不誠實”的缺點，可以說是既有紀律約束，又有道德說教，真是話雖不多卻語重心長，言雖不重卻芒刺在背。俗話說“響鼓不用重錘敲”，李鴻章哪裏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從此以後，李鴻章自覺以曾國藩爲榜樣，對自己嚴格要求，逐漸養成了良好的工作規律和生活習慣。到李鴻章晚年時，有人仔細觀察他的飲食起居，每天早起，看書習字，午飯後踱步，與曾國藩如出一轍，不僅形似，而且神似，可見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影響之大。同時也說明：在有些方面，李鴻章確實得到了他老師的“真傳”，“薪火相傳”，也確實惟有李鴻章這位“門生長”。
多年後，李鴻章回憶往事時，還對人津津樂道：“我拜過的老師很多，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善於教導人的，隨時、隨地、隨事都能有所指示。”又充滿深情地說：“我曾經在好幾位高官的幕府做過幕友，然而都茫無頭緒，自從進了老師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爲人處世的道理，搞清了努力前進的方向，確實獲益匪淺啊!”
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
四、過人的政治才幹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欣賞，主要有下面寫到的這幾件事情。
前面說過，曾國藩十分重視奏摺撰寫工作，常常讓幕友們分頭起草同一份奏摺，然後從中選定一份作爲修改定稿的藍本。曾國藩這樣做，主觀上當然是爲了集思廣益，充分發揮幕友的作用，但客觀上也取得了培養和發現人才的效果。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固然與這些人本身素質很高有關，但也與曾國藩善於培養和使用他們分不開。就拿分頭起草奏摺這件事來說，幕友們每次參與奏摺起草，就像參加一場重要考試，壓力之大不亞於如今的高考學子。他們寫的奏摺最後能被曾國藩看中，固然是一件值得慶幸和高興的事情，即使落選了，也可以從別人的成功經驗和自己的失敗教訓中學到許多有用的東西，對於提高幕友們的公文寫作水平，培養他們的從政能力，無疑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李鴻章的公文寫作能力之所以被曾國藩特別看好，他之所以能在衆多幕友中脫穎而出，就是通過一次次奏摺寫作“競賽”實現的。
在曾國藩幕府期間，李鴻章究竟寫了多少奏摺，如今雖然說不出準確的數字，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爲數定然非常可觀。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參翁同書片》。
嚴格說來，《參翁同書片》並不是一份獨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摺中的一個“夾片”。“夾片”與如今的公文附件有點兒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樣。但“夾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內容。《參翁同書片》，就是清朝歷史上著名的“夾片”之一。
翁同書當時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的部下，咸豐八年(1858)後擔任安徽巡撫。咸豐九年，捻軍聯合太平軍進攻翁同書駐節所在地定遠縣城，翁同書無力抵禦，棄城逃跑，退守壽州。咸豐十年，太平軍圍攻壽州，賴當地團練竭力抵禦，壽州始得保全。後來，由於翁同書不能妥善處置境內團練首領之間的內部矛盾，導致當地團練首領之一的苗沛霖和其他團練首領相互仇殺而激成大變，反攻壽州。翁同書爲招撫苗沛霖，答應了他的一切條件，將其仇人徐立壯、孫家泰、蒙時中等人殺害，並將他們的首級交給苗沛霖祭靈雪仇。但苗沛霖目的達到後，並不投誠，最終導致壽州失守。曾國藩忍無可忍，決定上章彈劾。
然而，翁家一門鼎盛，是當時的第一家族。翁同書的父親翁心存翰林出身，咸豐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入值上書房，是同治皇帝和恭親王的老師;翁同書的兩個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個曾爲督撫，是封疆大吏;另一個則爲狀元，先後做過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師傅，並在光緒朝官至大學士、軍機大臣。翁家門生弟子佈滿朝列，在皇帝面前“聖眷”甚隆，要將翁同書扳倒談何容易。
在《參翁同書片》中，李鴻章卻以區區不足六百字的文字，歷數翁同書忠奸不辨、誤用歹人，貪生怕死、棄城而逃，措置失當、連失兩城等數條罪狀，然後指出翁同書所上奏摺的自相矛盾之處，反駁他“顛倒是非，熒惑聖聽”的種種狡辯之言，令其無繼續辯解的任何餘地。尤其是“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一句，更可稱之爲文章之眼。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確上奏者的職責，接着把翁家的門第擺出來，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爲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無畏精神。文章寫得恭敬誠懇，說得入情入理，卻又字字如刀、義正詞嚴，將朝廷可能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而想“瞻顧遷就”、從輕發落的後路徹底封死，也使那些想幫忙援救的人有口難開。此片確實寫得十分老辣，立即參倒了翁同書這個地位高、後臺硬的大人物。經王大臣會同審訊，翁同書本來被判死罪，後因其父病重並去世，兩宮皇太后爲眷念兩朝老臣翁心存起見，才罪減一等，免去死罪，發往新疆軍臺效力贖罪，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充軍”。據說，《參翁同書片》一出來，即被全國各大衙門的幕友們爭相傳抄、廣爲傳頌並奉爲圭臬。
作爲曾國藩的高級幕友，李鴻章另一項主要任務是幫助幕主策劃、辦理軍政要務。在此方面，李鴻章同樣有着很高的天賦和不俗的表現。
咸豐十年(1860)秋天，英法聯軍攻佔天津，接着向北京方向推進，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豐皇帝逃往熱河途中，給駐紮在安徽祁門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下了一道聖旨，要他速派鮑超率部北上救援。鮑超是湘軍的一員悍將，他指揮的部隊稱爲霆軍，很有戰鬥力。接到命令後，曾國藩左右爲難，大傷腦筋。他既不願意湘軍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別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開違抗皇帝命令。他決定集思廣益，請幕友們充分發表意見和看法。大多數幕友主張派鮑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數人認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對發兵。李鴻章卻別出心裁，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方案。他認爲：英法聯軍已在北京城下，以他們的實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軍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遠水不解近渴，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徒勞無益。再說，英法聯軍即使打進了北京城，最終無非是和朝廷“金帛議和”了事，他們不可能和滿族人搶皇帝做，真正威脅清王朝統治的還是太平軍。但救君父之難是臣子義不容辭的職責，公開反對發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萬萬使不得，社會輿論乃至後世史評也令人懼怕。李鴻章於是給曾國藩出主意說：我們不妨採取拖延的辦法來對付，過幾天再給皇帝上一道奏摺，說鮑超只是一員戰將，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夠擔當援兵統帥的重任，請朝廷於曾國藩本人與湖北巡撫胡林翼之間選擇一人爲主帥，統兵北上，護衛京畿。而奏摺來往需時，曾國藩所接聖旨已在路上走了半個月，這裏再耽擱數日復奏，等奏摺送達熱河皇帝手上時，又要半個多月，在這一來一往一個多月時間裏，形勢肯定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再需要湘軍北上了。這的確是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國藩欣然採納了李鴻章的意見。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來：和議已成，援兵無需北上。李鴻章的這個主意不僅幫了曾國藩的大忙，而且也讓曾國藩看到了李鴻章過人的政治才幹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國藩對李鴻章刮目相看的，還是“祁門移軍”這件事。
咸豐十年(1860)初，清軍江南大營被太平軍一舉擊潰後，蘇、浙形勢萬分危急，朝廷連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國藩率部援救，並授予他兩江總督實職。爲配合朝廷援浙要求，曾國藩把湘軍大本營設在皖、浙、贛三省交界處的安徽省祁門縣，李鴻章大不以爲然。他說那個地方像個鍋底，兵家把這樣的地方稱爲絕地，如果把大營建在這裏，等於自尋死路，從戰略上看十分危險，必須趕緊離開。曾國藩不從，李鴻章再三陳說。受李鴻章移營思想的影響，湘軍上下要求曾國藩移師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曾國藩並非不懂祁門在戰略全局上對湘軍毫無特別重要意義，他之所以駐守祁門，主要是做給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堅決執行朝廷命令的堅定態度。也就是說，李鴻章建議移營主要是着眼於軍事，曾國藩死守祁門更多的是考慮政治。在曾國藩看來，軍事當然必須服從政治，所以他很氣憤地公開聲稱說：“你們要是膽小怕死，都離開好了!”不久，李鴻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負氣出走。李鴻章雖然離開了湘軍，但並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繫，他多次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胡林翼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特地寫信給曾國藩說李鴻章之議“頗識時務”。後來，曾國藩胞弟曾國荃也從安慶前線來函，幾乎以哀求的口氣請大哥迅速移營。加之在太平軍的攻擊之下，祁門大營的確險情不斷，曾國藩這才深切感到李鴻章是真心誠意爲他着想，咸豐十一年春天，曾國藩終於將兩江總督衙門從祁門山區搬到了長江邊上的東流(位於安徽省東至縣)，並對李鴻章的戰略眼光殊爲欣賞。
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
五、好馬也吃回頭草
“祁門移軍”之爭產生的裂痕尚未彌合，李鴻章與他的老師曾國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終於導致李鴻章負氣出走。
李元度是曾國藩的老祕書。早在曾國藩奉命回鄉辦團練時，正在湖南做教諭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國藩幕府，參贊軍務，患難相從。在湘軍最初屢打敗仗的艱難歲月裏，曾國藩不僅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國藩兩次跳水自殺的緊要關頭，都是李元度苦苦將其勸阻，因此李元度稱得上是曾國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他與李元度“情誼之厚，始終不渝”，並在咸豐七年(1857)寫信給李元度，發誓要對李元度三不忘：一是不忘靖港之敗後的“宛轉護持”;二是不忘九江之敗後特立一軍，“保全根本”;三是不忘樟樹之敗後“支持東路”，“以待楚援之至”。(《曾國藩全集?書信》)
李元度擅長文筆卻缺乏軍事經驗，只因曾國藩私情薦舉，才升任徽寧池太廣道即皖南道，領兵駐防徽州(今安徽省歙縣)。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軍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門大營的大門。在太平軍進攻的時候，他違反曾國藩堅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戰，結果一觸即潰，徽州陷落，大門洞開，湘軍大本營祁門因此喪失防守的前哨陣地，直接暴露在太平軍面前。李元度亂中逃生後，在浙贛邊境遊蕩，經久不歸，後來雖然回到祁門，但並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離去。曾國藩悔恨交加，一氣之下，決定具疏彈劾，以明軍法，並自劾用人不當，請求處分。李鴻章受命撰寫彈劾文書，不僅拒絕起草，而且率衆堅決反對，理由是李元度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曾國藩用人不當。在李鴻章看來，李元度是個典型的讀書人，豪言壯語頗多，執行能力較差，不是一位將才。曾國藩也深知李元度的短處，卻派他領着一支數量不多的部隊防守兵家重地徽州，兵敗後又要嚴詞糾參，這是毫無道理的。況且李元度在曾國藩最困難的時候有恩於他，因此於公於私都不能做得這麼絕情。曾國藩則認爲私情不能代替軍紀，如果李元度違令失城之罪可以不究，將來人人效法，湘軍的軍紀還如何維持?因而堅持彈劾。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一時心急，難免情緒失控。李鴻章來了脾氣，說：“恩師一定要彈劾他，門生不敢起草!”曾國藩一聽十分生氣，說：“你不起草，我自己會寫!”李鴻章想不到老師會說出這種絕情的話來，也就無所顧忌地說道：“若是這樣的話，門生留在這裏已經毫無意義，只能離恩師而去了!”正在氣頭上的曾國藩也失去了冷靜，說：“隨你便!”
如果說“祁門移軍”之爭還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見相左的層面上，那麼，因李元度事件而產生的分歧和對立，兩人針尖對麥芒，誰也不讓誰，就是明顯的意氣用事了。兩人已經把話說死，誰都不願意首先服軟，擺在李鴻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條道可走了。其時，曾國藩的祁門大本營正受到太平軍的極大威脅，李鴻章的離去自然使曾國藩大爲惱火，他不僅覺得李鴻章不明大義，不達事理，而且認爲李鴻章在自己困難時藉故離去，是一個“難與共患難”之人。此事也使李鴻章憤怒異常，他對人說：自己原認爲曾國藩是豪傑之士，能夠容納各種不同意見和各種人物，如今才知道並非如此。(《異辭錄》卷一)
此事對兩人的傷害雖然很深，但他們的關係畢竟非同一般，事後冷靜想想，又經朋友從中調和，於是都不同程度地產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鴻章出走後，還繼續深情地關注老師的安危，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勸其離開祁門，曾國藩不能不被其真情所感動，所以最後還是聽從了李鴻章的建議移師東流。李鴻章當然也很想再回曾國藩幕府，在湘軍進攻當時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慶並連獲勝仗後，便寫信致賀。以曾國藩的歷練，一看便知此舉是李鴻章回心轉意的試探，於是捐棄前嫌，寫信邀其回營：“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李文忠公鴻章年譜》)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庸庵筆記》卷一)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多年後，晚清名家、曾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綸撰寫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上)所指的也是他反對彈劾李元度一事。由此可知曾、李相知之深和這件事雖有負面影響，但也有積極的正面效果。這說明：真正幹大事業的人，是不會在乎下屬提意見的，即使提錯了，只要願意改正，就是好同志。大政治家就應該能夠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和各種個性的人物，就應該具有不同凡響的大氣魄和大胸懷。
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李鴻章重返曾幕不僅十分正確，而且絕對英明。回營半年後，曾國藩就授予他重任，派他回安徽家鄉組建淮軍，馳援上海，稍後又推薦他出任江蘇巡撫，開始了他的“一生事業”。
李鴻章在江西無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後，這匹“好馬”也吃“回頭草”，重新回到曾國藩幕府。曾國藩對李鴻章也“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說明此時李鴻章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反而比以前增進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說明曾國藩不僅十分看重李鴻章的能力，而且對他能夠以個人的進退堅守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賞的。
六、時勢造英雄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李鴻章重返曾幕後，急劇變化的時勢確實爲他提供了一個掌握兵權、獨立崛起的歷史性機遇。
李鴻章是咸豐十一年(1861)秋天回到曾國藩身邊的。此時，清軍與太平軍的戰鬥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形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太平軍丟失安慶之後，採取西線防禦、東線進攻的方略，擊潰東線清軍，連克浙東、浙西大部分地區，兵鋒直逼上海，力圖把蘇浙地區變成支撐太平天國的戰略基地。上海地處東南前哨，對內輻射江、浙，對外連通歐、美，不僅戰略地位極爲重要，而且是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朝廷的金庫，一旦不保，將貽害全局，後果可想而知。上海官紳士商面對太平軍的凌厲攻勢，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一面組織當地中外武裝進行激烈抵抗，一面派代表到安慶向曾國藩乞師求援。曾國藩開頭有些猶豫，既擔心上海地方太遠，宛如“飛地”，一旦形勢有變化，“聲援不相達”;又顧慮上海的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軍佔領，東面是大海，在軍事上是個“死地”，沒有迴旋餘地，因此猶豫再三，難下決心。後來經過李鴻章做工作，說湘軍已控扼長江中游地區，如今順江東下，直逼太平軍老巢金陵，此時如果分兵援滬，“由下搗上”，就可以形成東西兩線互相配合分進合擊之勢，迫使太平軍陷於兩線作戰的困境，曾國藩這纔打消疑慮，同意分兵援滬。曾國藩最初想讓曾國荃當主將，率部馳援上海，曾國荃卻另有想法，說：“金陵爲賊(太平軍)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曾國藩事略》卷二)打下安慶之後，曾國荃的眼睛只盯住金陵，其他地方全看不上。最適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曾國藩只好退而求其次。可是這個“次”，還輪不到李鴻章，而是沈葆楨。後來爲什麼又變成李鴻章了呢?原來曾國藩翻來覆去地考慮許久之後，覺得沈葆楨雖然精於吏治，軍事上卻沒有多少閱歷，曾國藩高瞻遠矚的目光這才慢慢落到李鴻章身上。(《庸庵文續編·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誇獎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並說李鴻章“堪膺重任”，完全有能力擔任江蘇巡撫一職。(《李文忠公鴻章年譜》)
李鴻章以翰林院七品編修被徵調回安徽老家協辦團練那幾年，雖然落魄潦倒，很不得志，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也積累了賞加按察使銜，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的做官資本。道員是四品官，再往上升就是省級領導，較之七品編修，那是大多了。曾國藩有意推薦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就是由此而來。不補充說明這一點，人們難免會感到疑惑：只是一個高級幕友的李鴻章，何以一下子能夠出任一省巡撫。
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一書中，收有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寫給曾國荃的一封信，這封信和薛福成的《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一文，不僅詳細記載了李鴻章帶兵前往上海前的形勢，而且揭示了曾國藩作出派兵援滬決定的另一動因：當時，江蘇全省，長江以北尚多完善之地，江南則只有鎮江一城爲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個上海孤城，靠着外國洋兵的出力幫助，總算沒有被太平軍吃掉。但上海三面受敵，一面臨海，毫無迴旋餘地，洋兵又“恃功驕倨，緩則索重賞，急則坐觀成敗”，完全依靠他們不得，長久之策是希望在安慶立下大功的曾國藩能夠派兵到上海援助。但曾國藩雖以兩江總督身份統轄蘇、浙、皖、贛四省軍務，其實他手上直接掌握的兵力，主要就是曾國荃用來攻打安慶的那幾萬湘軍，並沒有餘力兼顧上海。可是，來安慶求援的上海官紳士商們，提出了一個讓曾國藩大爲心動的建議：只要曾國藩答應赴援上海，每月將得到十萬兩白銀的助餉。衆所周知，湘軍並非由國家供養的正規部隊，而是一支類似民兵組織的地方武裝，從成立那天起，其糧餉與給養就得靠自己設法解決，因此湘軍的兵力始終不能根據實際需要盡力擴充，籌餉一事也一直是曾國藩最感頭痛的問題。咸豐十年(1860)以後，曾國藩雖被正式任命爲兩江總督，有了可以收糧徵餉的地盤，但其時江浙兩地大部淪陷，賦入有限，湘軍的糧餉主要還得靠大本營湖南接濟，此外能夠依靠的，就是湖北。多年來湖南方面雖然顧全大局，勉力支持，但仰面求人，畢竟是一件讓人擡不起頭來的事情，如今上海方面主動提出每月助餉十萬的建議，無異於天降財神，要說曾國藩不爲之心動，怎麼可能!所以，不論是爲了獲得這筆鉅額餉銀的收入，還是爲了保全上海，以便形成東西兩線互相配合分進合擊太平軍之勢，曾國藩都必須打消顧慮，派兵援滬。至於曾國荃不願領頭前往，一心只想獲取攻佔金陵的頭功，而將崛起政壇的難得機遇這份大禮拱手送給了李鴻章，其間變化契機，只是其中的一個小小插曲而已。這再次充分證明：英雄不僅是時勢造就的，而且歷史變化的關鍵，常常在人們的一念之間，確實顯得非常微妙。
李鴻章是安徽人，又在本省辦過多年團練，與當地武裝多有往來聯繫，他欣然領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後，招來幾個較有名氣的團練首領，以他們的基本武裝爲骨幹，又有上海紳商提供的豐厚餉銀，短短几個月內便招募了數千人馬，一律按湘軍營規予以編練。曾國藩又將幾營湘軍老兵編入這支新軍，提高它的戰鬥力。這支新武裝此後被人稱爲淮軍。李鴻章的淮軍後來不斷髮展壯大，不僅爲朝廷保衛上海收復蘇南立了大功，也因爲掃清了太平天國的後院，使金陵成爲一座孤城而加速了太平天國的滅亡。李鴻章和曾國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獎。曾國藩被封爲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李鴻章被封爲一等肅毅伯，兩人同時賞戴雙眼花翎(《清史稿·曾國藩傳》、《清史稿·李鴻章傳》)，其地位名望已經不相上下。這一年李鴻章四十二歲，離開安慶只不過兩年時間而已。
十年後，曾國藩去世，李鴻章聞訊悲痛不已。在致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等人的書信中，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懷着難以言狀的悲痛心情，盡情追念老師對他的知遇之恩、師生之情;又從千里之外派專人送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曾國藩年譜》附二《曾國藩榮哀錄·聯六十三》)對曾國藩的名望和事功推崇備至，讚譽有加，同時以曾國藩的衣鉢傳人自命並暗下決心：一定要繼承老師遺志，完成其未竟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