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小編帶來的《三國演義》中九伐中原的姜維，在歷史上比諸葛亮差在哪?《三國演義》裏，姜維可以稱得上後三國時代最耀眼的人傑之一。在羅貫中的藝術塑造下，姜維武藝高強，智謀超羣，加上過人的膽略，以至於其“九伐中原”的精彩程度完全不輸於諸葛亮的“六出祁山”。
可以說這是小說家筆下極高的讚賞。
然而正史裏卻不是這麼回事。陳壽寫《三國志》替姜維立傳，對他的評價並不友好：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
短短一句話，直接將姜維堅持一生的北伐斷言爲“追名逐利”、“窮兵黷武”，其言辭之犀利，可謂毫不留情。
而與此同時，作爲姜維的前任——諸葛亮五伐中原獲得的評價卻是“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被委婉地稱爲“有風度”的失敗。相比之下，二人高低立見。
結果如此，必是原因所致。那麼，如果我們以後世人的視角來審視姜維的北伐，他究竟比諸葛亮差在了哪裏?
先從一件小事說起。
公元261年，東吳大臣薛珝因購買戰馬一事奉命出使蜀漢。歸來後，吳主孫休問及當今蜀漢國情，他回答說：
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
大意是：主上闇弱而不知道臣子的過錯，臣子也苟且着得過且過，朝堂上沒有一句正直的諫言，田野間卻滿是飢餓的農民。
這句來自盟國使臣的答話，因其具備的客觀真實性，歷來被當作蜀漢後主劉禪主政時期昏庸無能的證據之一。但其實從北伐角度看，這也恰恰暴露出了姜維北伐的第一個問題——內部混亂。
這種混亂首先體現在朝政上。
在諸葛亮時代，蜀漢的朝政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高效廉明。
由於劉備去世前賦予了諸葛亮“君可自取”的政治遺囑和諸葛亮本人多年來早已積累下的權威，受託孤之命後，諸葛亮在蜀漢的權勢可謂說一不二。
而他利用這份優勢，快速建立了蜀漢最初的朝局：以蔣琬、董允、郭攸之、費禕等爲主的優質官員在成都理政，將軍向寵等掌管中央禁軍，尚書令李嚴率軍把守江州防範東吳，自己則率主力屯田漢中，伺機北伐。
這種分工明確、軍政結合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蜀漢朝政的高效率運作，故而十分有利於諸葛亮的對外戰爭。
而到了姜維時期，這種“高效廉明”的朝政格局很快被破壞，其原因在於劉禪親政。
在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蔣琬、費禕以及“嫉惡如仇”的一代賢相董允接連去世後，劉禪之前被約束的昏庸無道很快便顯露了出來。
他親自掌政後，不但肆意重用黃皓、陳袛等無能小人，又僅憑諸葛亮的名聲連續提拔才能並不出彩的諸葛瞻(諸葛亮之子)，此外更是隨意任用朝堂之上的阿諛奉承之輩……
這種由皇帝帶頭的做派，引發了朝堂上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甚至互相打壓的局面，後果便是直接導致了朝政的混亂不堪，繼而嚴重影響到姜維出兵北伐的後方安穩——甚至到最後姜維本人還不得不遠離成都前往沓中屯田避禍。
與此同時，朝政的混亂不堪，又自上及下地影響了蜀漢的民生基礎。
民生基礎是發動北伐徵集兵員、糧餉、器械的直接來源。在諸葛亮時代，由於蜀漢朝政的高效廉明，各地的官員嚴格執行朝廷的詔令，“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
大多數時候，諸葛亮通過促進蜀地農業、水利、絲織業等發展，使整個蜀漢的民生基礎得到比較大的提升，以保證北伐戰爭具備良好的兵員補充、糧餉供給。
然而進入到姜維時期，情況再一次類似。由於皇帝昏庸，朝政昏暗，各地官員大多換成了壓榨百姓的無能之輩。
在他們的治理下，整個蜀地成了“經其野民有菜色”，人口和經濟發展都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民生基礎遭到了嚴重破壞。而這些，自然而然影響到了姜維北伐時籌措兵員、糧餉、器械等，軍隊的戰鬥力變得大不如前。
因此，在後方不穩以及軍隊素質下降的情況下，姜維發動的北伐往往虎頭蛇尾，甚至會出現大敗而歸的時候，相比諸葛亮時衆志成城、兵精糧足的北伐，便已然輸了一個檔次。
如果說尷尬的內政不是姜維所能控制的(相比諸葛亮是整個蜀漢的實際領袖，姜維只是一個軍事統帥)，怪不得他，那麼後來在軍事領域出現的問題，便只能是他的原因了。
姜維在軍事領域出現的問題便是在北伐戰略上的失當，其具體體現在：
衆所周知，蜀漢僅有一州之地，相比於獨佔九州半的魏國，實在是小的可憐。按道理，這種以小博大的局面，本身就要求小國必須得“精打細算”、“量入爲出”，而決不能憑一時之勇，只可惜姜維沒能明白。
從他北伐的次數看，在公元238-262年，這25年間，他一共發動了11次北伐，平均兩年便有一次大規模軍事活動。
而如果細分的話，從238-253年，這段時期蔣琬、費禕主政，還能有效地控制姜維的北伐欲(這16年6次北伐，頻率正常)，但當253年費禕被刺身亡後，在軍事活動上姜維便徹底失去了束縛，此後連續五年間每年一伐，直到景耀五年(262年)，蜀漢滅亡的前一年。
北伐過於頻繁的後果便是徒耗國力。
相比諸葛亮時代，蜀漢的每一次大規模戰爭：平定南中(225年)，第一伐(228年)、第四伐(231年)、第五伐(234年)，都是有規律有節制的每三年一次(第二、三伐是局部戰爭)。
休戰期時，在史書上經常可以看到“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勸分務穡，以阜民財”、“勸士休農於黃沙”……這些恢復國力的舉措，加上朝政的良好運作，諸葛亮北伐過後，即使無功而返也不至於國力受損，甚至往往還通過蠶食雍涼能有所得。
而姜維北伐則遠不及此。他“自以練西方風俗”，又“負其才武”，志在割據涼州，便毫無節制地頻頻出兵北伐，結果導致了國力的嚴重損耗。如《三國志.譙周傳》：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異同記》：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
更嚴重的是，姜維北伐過於頻繁還招致了蜀漢軍政兩方的一致反對。車騎將軍張翼“每與廷爭”，強烈反對頻頻出兵;譙周作《仇國論》;諸葛瞻說自己有三罪，其二在於不能“制姜維”;黃皓“陰欲廢維樹宇”，想讓右將軍閻宇代替姜維;甚至老將廖化到最後也認爲姜維實是窮兵黷武……此外諸如董厥、樊建、楊戲這些人，也是紛紛站到了姜維的對立面。
這種由北伐引起的無端內鬥，使本來就混亂不堪的朝政變得更加闇弱不舉，加速了蜀漢的內耗。
第二，除了過於頻繁，姜維北伐戰略的失當還在於攻守錯位。
從先天的地理環境看，蜀漢據有川蜀之地，以漢中爲門戶，與中原隔着高大的秦嶺，顯得易守難攻。
諸葛亮時代，其根據蜀漢是小國、難以承受高風險的原則，制訂了以守爲主、以攻爲輔的北伐基本方案：以漢中爲駐軍、屯田基地，出兵由斜谷道穿過秦嶺出祁山，伺機攻佔涼州。
這種方案的缺點在於運糧艱難(因爲要穿過秦嶺)，但好處在於北伐遭到失敗或敵國來犯時能迅速回防保衛漢中，比較符合蜀漢小國的國情。
然而姜維掌軍後很快改變了這一保守方案。他的想法是保守戰略雖然安全，但不能對敵軍造成有效殺傷，因此決定將漢中門戶鬆開，把故漢中太守魏延的拒敵於外方案改爲殲敵於內：
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谷，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遊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谷，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
他撤了漢中的嚴陣以待，取而代之的是：
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這種方案，在姜維北伐處於攻勢時顯得比較有利。他可以將蜀漢的軍事中心從漢中移至武都一帶(靠近前線，利於運糧)，同時“誘諸羌、胡以爲羽翼”，對魏國的涼州地區造成極大的威脅。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數萬軍隊(連諸葛亮也沒能達到如此地步)，如果能攻陷狄道，便是真的做到了割據涼州，可惜魏國徵西將軍陳泰及時趕到增援，致使漢軍功敗垂成。
然而，高回報也意味着高風險。當後期蜀漢國力空虛、姜維無力北伐而魏軍主動進犯時，這種方案則變得極其虛弱而危險。事實上，263年鍾會率軍進犯漢中，由於叛徒蔣舒的出賣，漢中的“殲敵於內”方案立刻全面失效，加上鄧艾偷渡陰平，最終造成了蜀漢的滅亡。
由此可見，雖說期間出現了不可控因素(蔣舒投降)，但姜維的高風險戰略安排，也必然要爲蜀漢滅國負一定的責任。
綜上兩點戰略上的失當，便是姜維北伐差於諸葛亮的第二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