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曆，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六十年。說起這個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駕崩，其子愛新覺羅·弘曆受遺詔繼位，也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是個有理想的皇帝，剛繼位就準備放手大幹，但其在頭一年(包括雍正十三年的後四個月)的執政時間裏，基本上就是在和死去的雍正皇帝唱反調。
雍正皇帝崇尚僧、道，生前養活了不少相關人士在皇宮內幫其修道煉丹，根據《清史稿·高宗本紀》中的記載，乾隆首先就拿這幫人開刀：“九月......壬寅，止進獻方物。禁內廷行走僧人招搖。”
從傳言雍正皇帝的死因是服食丹藥過多來看，乾隆的這個行爲無可厚非，歷史上死於丹藥中毒的皇帝不少，乾隆對此厭惡和警惕是應該的。
可在此之後，乾隆的許多行爲就完全顛覆了雍正在遺詔中稱讚他“居心孝友”的說法，把雍正愛乾的事全給掀翻了。
如乾隆登基後的當月：“庚戌，召楊名時來京……戊午，賞李紱侍郎銜，命管戶部三庫事。”次月“丁丑，起彭維新爲左都御史。”
這幾個人中，楊名時早在雍正六年就被論罪罷官，且根據《雍正起居注》中的記載，他是雍正相當厭惡的官員，稱其爲“逆子”、“逆臣”，還罵他是“巧詐沽譽，朋比欺朦，從不實心辦事，毫無親君愛國之心”。
李紱因和雍正寵臣田文鏡互相攻訐，於雍正五年兩次被雍正判爲死罪，後雖免死，但此後棄用時間也長達八年。
而彭維新是受乾隆的叔叔，果親王允禮的彈劾，被雍正關在監獄中。
除以上三人之外，早在雍正四年就被罷官的前江蘇巡撫張楷，雍正七年因觸怒雍正，被髮配到軍中效力的前監察御史謝濟世，等等諸人，全部被乾隆召回爲官。
簡單來說，就是雍正朝獲罪，不被雍正喜歡，甚至厭惡的官員，乾隆都予以重用。
乾隆對待雍正朝的論罪官員如此，對待雍正朝判定的一些案件，也是如此。
比如，乾隆於十月“命治曾靜、張熙(兩人都是雍正朝呂留良案中的關鍵人物，極力宣傳反清復明，雍正和曾靜編《大義覺迷錄》，以此反駁民間反清言論)罪。”兩個月後，即“磔曾靜、張熙於巿。”
而這兩個人，是雍正曾公開宣言：“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譭朕躬而追究誅戮”，並予以保護的的人。
乾隆元年三月，乾隆“釋汪景琪、查嗣庭(金庸先祖查昇的堂兄)親族回籍。”
汪景琪是年羹堯的死黨，其所編著的《西征隨筆》被雍正狠批爲：“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汪景琪被雍正殺掉後，腦袋在菜市口懸掛十年之久，家人全部發配給披甲人爲奴。
查嗣庭於雍正五年因文字案，被定爲“諷刺時事，心懷怨望”之罪，本人自殺後，還被雍正下令戮屍，子孫十六歲以上者全部被殺，十六歲以下者，包括女眷，全全部發配給披甲人爲奴。
如此被雍正判定的重罪之人的家人，乾隆全部赦免。
雍正不想殺的人，乾隆馬上給幹掉，雍正判重罪的人，乾隆卻馬上赦免，他想幹什麼?
和上述乾隆剛一繼位就馬上反雍正的政策相比，乾隆十三年後，全部赦免被關押的雍正的兄弟們、恢復被開除宗籍的允禩、允禟等人後代的皇族身份，就不算什麼了。
古有“子不言父過”的倫理規則，或許乾隆皇帝的治國理念和雍正皇帝不太一樣，可要改變雍正的某些政策和行爲，也不至於如此急迫。
即便是爲了其寬仁治國的理念，但在繼位之初，雍正屍骨未寒之時，這樣的行爲難免不令人遐想。
乾隆爲何要不顧及雍正的顏面，急切地推翻雍正的各項主張?
其實，根子是在雍正身上，而乾隆的這些反雍正政策的行爲，也是得到了雍正的許可。
乾隆繼位之初，清朝上層的政治氣氛是很緊張的，這都是雍正在位十三年中，因爲要強硬推行“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等受大部分士紳、官員反對的革新政策帶來的結果。
雍正是用比較嚴酷的態度對待反對者，由此帶來的是，皇權和臣子們的嚴重對立。
比如被雍正發配充軍的謝濟世就公開指責其是“雜霸之治”，這代表了絕大部分官員對雍正和皇權的不滿。
這樣的緊張氛圍和對立關係，顯然不利於清朝的統治，初繼位的乾隆知道，病死的雍正也知道。
雍正如果不病死，未來也會採用部分和乾隆類似的手段來緩和和臣子們的關係，只不過因爲突然病死，沒來得及做。
而爲了繼任者乾隆能順利地掌握權力，且不受道德倫理的指責，雍正在遺詔中，給乾隆鋪好了路。
在《雍正遺詔》中，有這麼兩段話，可以表明雍正的態度：
至於國家刑法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改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嗣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
從中可以看到，雍正清楚的表明了“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的態度，且明明白白的告訴乾隆，他採取的嚴苛政治行爲，是特殊情況下的暫時實行，乾隆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隨時更改。
正是因爲有了雍正如此正式的交代，乾隆才能在繼位之初，不用理會孝道的倫理羈絆，大張旗鼓的推翻雍正的一系列嚴苛行爲。
雍正是個相當有本事的皇帝，對於政治態度和行爲的寬鬆和緊張，有他自己的路線圖，他在位時，目標就是把國庫堆滿銀子，既然完成了，自然就會緩和君臣關係。
乾隆和雍正的治國理念稍有不同，沒有雍正的遺詔，他也會改，只不過，不會那麼快的改，畢竟，要考慮到雍正的聲譽。
而雍正也不傻，用遺詔的方式，讓乾隆可以放心大膽的改，父子配合如斯，當然就能繼續“康乾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