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年明帝國最大的歷史事件，莫過於東林黨領袖楊漣上疏彈劾大太監魏忠賢24項大罪。也正因爲這樣一份彈劾，一再被推遲甚至有可能被泯滅掉的明帝國政治遊戲規則的轉折點驟然而至。許多年以後，人們將這一年當做魏四甚至整個宦官集團掌握明王朝政局的起始，但很少有人反思：東林黨不是問題，宦官也不是問題，魏四更不是問題，在這場政治遊戲規則大轉向背後，明帝國的體制纔是最無可救藥的痼疾。東林黨也好，魏四也罷，甚至包括滿朝公卿士大夫，無一不是這種畸形體制的犧牲品。
萬曆皇帝駕崩，太子即位，史稱光宗。這位被父親鄙視了幾十年，被太監欺負了幾十年，被臣僚們力保了幾十年，被自卑碾磨了幾十年，被恐懼折磨了幾十年的新皇帝，此時已經39歲了。儘管人到中年，但光宗的智商卻仍停留在小兒科的水準。多年媳婦熬成婆，飽受“三座大山”壓迫的他一旦獲得解放，無論是心理還是生理，都迅速由放鬆滑向了放縱。過度飢渴的人切忌暴飲暴食，光宗卻毫無顧忌，經常一夜“連幸數人”——惡劣政治環境中的長期壓抑造就了光宗孱弱的性格，縱情聲色的過度釋放則造就了他孱弱的體格。在位僅一個月，光宗竟一命嗚呼。
光宗的暴斃留下了最高權力的真空。李選侍，那位光宗生前最寵愛的妃子開始覬覦垂簾聽政的快感。她先是希望在光宗彌留之際得到皇后的封號;沒能如願之後，又指使太監們阻止臣僚們瞻仰光宗的遺容，試圖控制光宗的遺體，居此奇貨;衆臣進入寢宮之後，居然又發現皇太子沒有守候在靈柩旁邊，而是被李選侍藏匿了起來，爲此顧命大臣們不得不放下身份，差一點與李選侍展開一場搶奪皇太子的肉搏戰。
作爲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寢宮，在一個講究尊卑有序的社會，乾清宮的地位不言而喻。作爲光宗最寵愛的妃子，李選侍在乾清宮陪伴着光宗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光宗死後，李選侍理所當然必須搬出乾清宮，但權慾薰心的她考慮的卻是：新皇帝登基之後，理所當然會住進乾清宮，如果自己能夠繼續賴在乾清宮裏，近水樓臺，自然就有了控制皇帝、變相垂簾的機會。爲了保住乾清宮這塊陣地，李選侍給自己找了一條荒謬絕倫的理由，聲稱業已16歲、長大成人的新皇帝還需要她這個“母后”照料起居。
按照帝國約定俗成的制度，大臣們呈送給皇帝的奏章或者票擬意見，以及皇帝發還的批示，都需要經過司禮監秉筆太監之手。爬上司禮監秉筆太監這個職位，也就意味着魏四已經攀上了帝國權力的巔峯。半文盲皇帝選中了魏四，可被選中的魏四卻是一個整文盲。入宮之前，他只是肅寧縣裏一個苦哈哈的農民的不務正業的小兒子;入宮之後，許多年來，他也只是一個低賤的倒馬桶者和伙食管理員。儘管帝國設有專門教授太監們識文斷字的機構，但那樣的機會從來沒有降臨到魏四的頭上，在高牆深院裏呆了30年，他依然大字不識一個，依然毫無政治經驗。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朝廷內外也根本沒有人知道他魏四是何許人也。
同魏四接觸得最多的太監劉若愚曾對其做過四字評語：“憨猛好武。”“憨猛”二字也許可以解釋目不識丁的魏四何以敢於毫不猶豫地承擔下司禮監秉筆太監這樣文化要求很高的要職。也許是爲了對自己表決心，也有可能是爲了向整個帝國表達出一種善意，魏四在1620年不但從皇帝那裏獲得了一個“魏忠賢”的名字，還給自己取了一個表字：“完吾”。
“忠賢”配以“完吾”無疑相當恰當。魏四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轉折點上更換了自己的名字，說明他已經注意到了自己身份上的微妙變化：從前的他只是一個單純的奴才，只要學會像狗一樣忠心耿耿就夠了，既不需要賢能，也不需要道德和學識上的自我完善;現在他既然要當朝秉政，忠誠依然必不可少，賢德和才能也同樣不可或缺了。
應該承認，魏四其實是很願意代替皇帝把朝政處理好的。當遼東戰事吃緊，急需馬匹支援的時候，魏四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階級”，在太監們身上劃刀子抽血。明朝宮中舊制，資格老、地位高的宦官們，皇帝可以加恩，允許他們在宮中騎馬;作爲代價，這些有騎馬特權的宦官們每逢年關節慶，則須向皇帝進獻好馬一匹。損透了的魏四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賜給幾百名太監在宮內騎馬的特權，然後又代表皇帝不斷地降旨讓他們獻馬。受到這種“飛來橫恩”的太監們叫苦不迭，當然，儘管質量一般，國家最後還真得到了不少馬匹。
所有從小角色突然變成大人物的人，骨子裏潛意識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自卑感。爲了抗衡這種潛意識，魏四很願意把自己看成一個具有匡國濟世之才的能臣，在許多根據他的意志擬定的諭旨裏，充滿了他對自己的褒讚，比如“一腔忠誠，萬全籌畫”、“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等。朝臣們揣透了魏四的心理，也很願意讚美他，大學士馮銓在給他祝壽時，甚至讚美他“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值得注意的是，魏四很看重這些虛譽，當他的心腹李永貞不小心說了一句“外官謅哄老爺”時，魏四竟然“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並因此連日稱疾不起。如此過敏的反應着實讓人吃驚，但也恰恰折射出了魏四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他確實希望自己能夠成爲堯舜孔孟那樣的偉大人物。
當然，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得到則是另一回事。在解決馬匹短缺的那幕喜劇中，魏四所表現出來的，完全是一種小農式的狡黠和算計，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韜武略。治國經邦所需要的學識、經驗和個人稟賦，魏四一樣都沒有。十幾年的伙食管理員生涯，倒是培養出了他對柴米油鹽這些雜物精打細算的能力。萬曆怠政三十餘年，宮廷蕭條，許多建築長年失修，零落不堪，內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乾涸，成了一連串的死水溝。魏四掌權之後，立即組織人力進行全面整修，斷壁殘垣煥然一新，內金水河也恢復了它的碧波盪漾;爲了厲行節約，他甚至還改革過宮廷內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後宮長街上多餘的路燈。
這些“偉大”的業績後來都成了內外臣工們對魏四歌功頌德的原始依據。這些業績其實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魏四狹窄的政治視野，他的眼光總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很難往深處揣摩;他可以在自己視野所及的範圍把那些瑣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可一旦涉及軍國大事，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懵而懂之。直到1624年，東林黨另一巨擘楊漣拋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拋出了24條、條條足以將魏四千刀萬剮的罪狀，魏四才終於發覺：自己和東林黨人，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不共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