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伐名將
陳銘樞出生於廣東省合浦縣(今屬廣西)的一個塾師之家。他幼年喪母，受盡苦難，但爲人正值，樂於助人。13歲那年，有一次去山上放牛，由於山高路滑，一名同伴不小心跌進山塘。當時正值雨季，池水氾濫，同伴在水中拼命掙扎，危在旦夕。他不顧自己年少力薄，勇敢地撲入水中，奮力遊向落水者。經過長時間的努力，他終於抓住同伴，攀上一塊大石頭，雙雙脫離了危險。於是，少年勇救落水同伴的故事，在四鄰八鄉迅速傳揚開來。
20世紀初葉，時代的風雲把鄉村少年陳銘樞推向將星的搖籃——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成爲這所軍事名校的年輕學員。他很快加入了同盟會，把半數同學發展成會員，和同學蔣光鼐、鄧演達結下深厚的友誼。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來，正在南京軍校讀書的陳銘樞非常興奮，當即聯絡部分同學，準備赴武昌前線參戰。大家公推他前往上海，向同盟會總部請願，並要求撥給路費。他找到宋教仁，匆匆說明來意，宋即問：“你們有多少人?”他回答：“大約有四五十人。”宋當即從皮包裏拿出500元，要他與柏文蔚聯繫，商量赴鄂參戰的相關事宜。
陳銘樞等軍校學生趕到武昌，發現革命軍與清軍浴血巷戰，傷亡慘重，當即要求過江保衛漢陽兵工廠。指揮部將這支學生軍編爲第二敢死隊，命令他們於次日清晨渡江，至漢口龍王廟登岸，進攻清兵佔據的循禮門。第二天，敢死隊開進至自來水塔(今中山路)附近，遭敵軍機關槍掃射。由於敵人火力強大，加上地形不利隱蔽，敢死隊雖奮力用步槍還擊，但無法繼續前進，堅持到夜晚，全體被迫撤回武昌。這是陳銘樞第一次參加戰鬥，表現異常勇敢。
民國成立後，因參加革命有功，陳銘樞被保送進入保定軍官學校深造。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寶座，倒行逆施，圖謀復辟。袁派親信龍濟光主政廣東，瘋狂暗殺革命黨人。陳銘樞怒不可遏，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預備謀刺龍濟光。他與在上海時結識的老同盟會員陳子範聯繫，研究製造炸彈的方法，還把剛製成的炸彈送到郊外進行試驗。不料，龍濟光老奸巨猾，在全城實行戒嚴，將住在客棧中的他逮捕，關入監獄。後來，多虧軍校同學鼎力相助，他才被保釋出獄。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東誓師北伐，身爲第十師師長的陳銘樞率部參加西路軍的行動。8月，第十師挺進至湖北汀泗橋附近，與北洋軍閥吳佩孚的軍隊隔江對峙。當時長江洪水暴漲，北伐軍進攻困難。團長黃琪翔找到陳銘樞，認爲如當晚不能解決戰鬥，次日敵人援軍到達，北伐軍將十分危險。陳銘樞接受建議，決定連夜突襲，撕破敵軍陣地。夜晚12時，他親自督率各團衝入敵陣，一時號角齊鳴，殺聲震天，敵人紛紛逃竄。次日凌晨，第十師一鼓作氣，聯合葉挺獨立團等部向北洋軍發起總攻，一舉佔領軍事要隘汀泗橋，俘敵數千人。接着，陳銘樞指揮部隊，與友軍合力攻克另一軍事重鎮賀勝橋，打開通往武漢的大門。
吳佩孚退守武漢，沿城挖掘戰壕，在高地構築炮兵陣地，表示“城存與存，城亡與亡”。10月10日，北伐軍對武昌發起總攻，第十師各部攻入城內，奪取中和門、蛇山等要地，橫掃敵軍。當天，北伐軍順利攻佔武漢三鎮，陳銘樞就任武漢衛戍司令，奉命維持城內秩序。陳所在的第四軍以其輝煌的戰績，被人民譽爲鐵軍。有人評價他和另一位戰將張發奎時，說：“張發奎攻擊勇猛，陳銘樞會守會攻。”
二、堅持抗戰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迅速侵佔東北三省全境，又在上海製造事端，企圖轉移國際上對其佔領我國東北地區的注意，迫使國民黨政府承認既成事實，同時取得一個進攻中國內地的基地。
1931年1月28日，日軍分數路由租界向閘北進攻，駐上海的十九路軍同仇敵愾，迎頭痛擊。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接到報告後，親自步行至真茹前線指揮戰事。同時，他們接連發出兩封急電，一封給陳銘樞，一封給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何的回電對蔣、蔡有所責難，使他們感到壓力沉重。恰在此時，陳銘樞的回電到達，要他們繼承十九路軍的光榮傳統，血戰到底，並表示立即赴滬與官兵共赴國難。
十九路軍是陳銘樞訓練出來的一支勁旅，久經沙場，戰鬥經驗豐富。上海戰役剛打響，陳銘樞就指示蔣光鼐、蔡廷鍇，對“租界外日軍應相機消滅之”。當時，日軍還是原駐上海的一些部隊，中國軍隊數量上有一定優勢。更重要的是，受全國人民堅強有力的支持，十九路軍官兵人人懷必死之心，誓死保衛國家，英勇作戰，擊退日寇無數次的進攻。
陳銘樞說到做到，曾數次親臨上海慰勞將士。居滬期間，有一名法國記者問他：“請問這次戰爭的意義是什麼?”他答道：“日本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意義很簡單：反侵略戰!”記者又問：“中國方面能夠有必勝的把握嗎?”他再答：“我們只知道誰侵略我們，我們就得反抗誰。至於勝敗，我們始終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2月20日，日軍重兵進攻吳淞、江灣與閘北。雙方在廟行短兵相接，混戰肉搏。第五軍陣地一度被突破，軍長張治中親臨前線指揮反擊。蔣光鼐當機立斷，命令十九路軍實施反突擊，收復陣地，重創日軍上千人，取得淞滬抗戰中最重大的戰果，中國軍隊聲威大震。幾天後，陳銘樞趕到南翔總部，與十九路軍將領會商戰局。大家認爲如果後撤，將拉長戰線，影響士氣，因此主張死守待援。會後，陳銘樞、蔣光鼐分別向蔣介石、何應欽請求增援。陳在電文中說，如有部隊增援，十九路軍再堅持下去沒有問題，而且只要達到抗戰目的，前線部隊犧牲在所不惜。蔣介石覆電，以陳誠等部路途遙遠，拒絕增援。
2月底，侵滬日軍增至10萬人，而十九路軍連同後來自動參戰的部分軍隊，總共不足4萬人，且武器裝備遠不如日軍。陳銘樞憂心如焚，不斷向國民黨中央提議，增派援軍。有一次，他和馮玉祥、李濟深去找何應欽商談增援問題。商談中，何應欽也承認上海是戰略要地、經濟中心，要十九路軍固守原防，但以“開赴不及”爲辭，拒絕派遣援軍。蔣介石當面答應他，將調江北胡宗南、樑冠英部祕密渡江支援，事後又讓何應欽停止執行。何還幾次發脾氣：“不要打了，打十幾天也夠了。”陳銘樞大怒：“前方的官兵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們不打嗎?”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經常拍桌子、摔話筒。
日軍得到大規模增援後，於3月1日發起全線總攻。同時，日軍一部在我軍側後瀏河口一帶登陸，企圖夾擊守軍。張治中急調部隊堵截，與日寇殊死戰鬥。形勢對守軍極爲不利，蔣光鼐審時度勢，忍痛下令全軍撤退至嘉定、黃渡一帶的第二道防線。全軍將士得令，無不義憤填膺，聲淚俱下。
至此，歷時一個多月、震驚中外的淞滬抗戰結束。蔣光鼐、蔡廷鍇、張治中以及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將士，爲中華民族抵禦外侮作出的英雄業績，永垂史冊。陳銘樞自始至終參與發動、組織、指揮這場戰役，付出了辛勞，同樣功不可沒。
三、聯共反蔣
淞滬抗戰後，陳銘樞看清了蔣介石對外妥協、對內排斥異己的獨裁統治。他痛定思痛，認爲反帝必先抗日，抗日必先反蔣。1933年5月，他從歐洲回國，決心打開新的政治局面，發動反蔣抗日。
陳銘樞甫抵香港，馬上邀請中共黨員梅龔彬前去長談。他談了聯合各派力量、反蔣抗日的計劃，請梅龔彬趕往上海，同中共中央聯繫，務求達到十九路軍和紅軍之間的停戰與合作。
原來，在蔣介石眼裏，十九路軍自成一系，只知有陳銘樞而不知有他老蔣，是對他權威的極大挑戰。淞滬抗戰，該部在很大程度上獨立地決定戰役方針，逸出了國民黨的政治控制和指揮系統，尤其爲老蔣所不能容忍。戰後，蔣介石下令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目的是想讓其在“剿共”中消耗力量。蔣光鼐和蔡廷鍇也知道老蔣的用心，到閩後一直對紅軍採取消極避戰的態度，力爭雙方相安無事。爲了穩固與蘇區接壤的閩西一帶的形勢，他們搞計口授田試驗，將共產黨所分田地，進行重新分配。
由於種種原因，陳銘樞兩次派人去上海，都無法與中共方面接上頭。無奈，他派陳公培攜帶親筆信往福建，請蔡廷鍇爭取在前線與紅軍直接聯繫。陳公培自香港到福州，化裝成農民，由蔡廷鍇派人送到前線。幾經周折，終於在9月間找到紅軍。紅軍指揮員彭德懷在延平會見陳公培，聽取關於十九路軍願與紅軍停戰、共同抗日的願望。彭德懷很高興，請陳公培回去轉告十九路軍指揮員，抗日必先反蔣，停止“剿共”，停止內戰，並歡迎派代表到瑞金與中共中央直接談判。
陳銘樞在香港得知與中共取得聯繫的消息，非常高興，當即祕密北上福建，與蔣光鼐、蔡廷鍇商量具體辦法。考慮到陳公培與十九路軍關係不深，蔣、蔡提議派十九路軍祕書長徐名鴻領頭，偕陳公培等前往江西瑞金。徐名鴻一行從龍巖出發，輾轉進入瑞金境內，受到朱德、毛澤東的會見。很快，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不久，陳銘樞、蔣光鼐自香港抵達福建，在福州鼓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反蔣的政綱、政策及人民政府成立的時間等問題。當時，陳銘樞發現蔣介石兩次派飛機來接蔡廷鍇，唯恐突發變故，強調時間緊迫，必須早定主意。可是，會上曾有不同意見，爭論很久也沒有結果。陳銘樞表示，豁出去拼命了，革命就不怕犧牲，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電的話，那就把我們這些人送南京立功去。在他的堅持下，會議終於同意共舉大事。
1933年11月22日，福建人民政府匆匆拉開帷幕。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氣象，大街小巷貼滿了“打倒蔣介石”、“實行工農解放”等標語。上午，機關休息，學校放假，商店停業，各界羣衆齊集南門公共體育場。各省臨時代表大會宣佈開會，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等相繼發表演說，一致主張打倒蔣介石，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權利，實行工農解放。當晚，主席團根據大會決議，着手組織人民政府，公推李濟深、陳銘樞等11人爲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李濟深任主席。下設軍事、文化、經濟三個委員會，陳銘樞任文化委員會主席。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之付託，執行中華共和國最高權力;統率海陸空軍，並領導一切武裝人民;以會議方式處理國務。”
福建人民政府由於孤立無援，面臨着極大的困難。首先是軍事方面的壓力。陳銘樞原對與紅軍合作寄予希望，曾數次派人與紅軍聯絡，雙方也進行了友好交往，但當時中共處於“左”傾路線控制下，因此並沒有達成軍事合作協議。蔣光鼐、蔡廷鍇與福建境內的土著軍隊有過聯繫，但重視不夠，事變後，這些軍隊都被蔣介石拉攏收買，成爲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內應。其次遇到的難題是財政拮据。事變前的軍政開支，除省內稅收外，主要靠南京撥款和廣東協款。事變後，後兩項來源斷絕，政府只能採取增加稅收的辦法，從而引起商界的反對，並一度出現擠兌風潮，動搖了政府存在的基礎。
福建事變的消息傳來，令蔣介石十分惱火。他急忙抽調重兵，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福建進攻。十九路軍寡不敵衆，很快就失敗了。
四、民主鬥士
福建事變失敗後，陳銘樞避居香港。他沒有灰心，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決心從頭做起。
中國抗戰爆發後，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於1938年1月在漢口舉行成立大會，陳銘樞報告分會成立經過及其重大意義，呼籲各國宣佈日本爲公敵，抵制日貨，援助中國。他在武漢還擔任國民外交協會主席，倡議加強外交工作，爭取國際援助。又不辭辛苦，撰寫文章、發表演講，努力宣傳中國抗戰。他同文化界的朋友交往密切，和郭沫若、田漢一起住在新四軍籌備處。有一次，他去探望病中的郭沫若，談起自己是著名佛學家桂百鍊的弟子，請郭書寫一副對聯，將自己的字“真如”嵌進去。郭沫若欣然答應，立即書聯一幅：真理唯馬克思主義，如來是桂百鍊先生。
1943年初，在重慶的國民黨民主派譚平山、陳銘樞、楊傑、王崑崙、郭春濤等醞釀舉辦時事座談會，交流對國內外形勢的認識，目的是團結民主人士，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甘祠森、郭春濤具體負責組織和聯繫工作，會議定名爲民主同志座談會。以後，陳銘樞與甘祠森、郭春濤保持經常聯繫，有時還單獨約人交談。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大家認爲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時機已經成熟。同年9月起，籌備組經常在陳銘樞家聚會，商量成立民主派組織問題，最後定名爲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陳宅位於重慶曹家巷內，房間寬敞，環境幽靜。陳銘樞政治上受冷落多年，如今好友相聚，談笑風生，非常高興，便在牆上掛詩云：“水遠山長一草廬，八年陶醉是詩書。而今賓客常盈座，又有興亡到老夫。”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重慶上清寺特園舉行，到會代表20多人。譚平山主持會議，陳銘樞與柳亞子、馬寅初、鄧初民等發言。談到當時的形勢，民聯面臨的任務，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時，與會者慷慨激昂，會場氣氛十分熱烈。會議通過的政治主張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十大項，要求結束黨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軍隊國家化等。
民聯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受到國民黨民主派的廣泛歡迎，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成爲一支有組織的力量，爲推動民主人士參加政治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7年2月，民聯在上海召開第四次政治大會。會議報告中認爲，國民黨自1927年以後就爲反動分子竊取，“他們的主張愈來愈頑固，行動愈來愈腐化，手段也愈來愈毒辣”，“我們願意和全國各黨各派聯合起來，站定人民的立場共同努力”。在國民黨眼裏，此時的民聯無異於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許多人已成爲追捕對象。民聯被迫轉入地下，陳銘樞更很少拋頭露面。
在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逐步認清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放棄了對蔣介石和中間路線的幻想，轉而寄希望於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1947年11月，李濟深、蔡廷鍇爲首的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郭春濤、陳銘樞爲首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民主革命同盟領導人王崑崙、許寶駒等，聯合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和民主分子，在香港召開國民黨民主派聯席會議，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於次年1月發表成立宣言、行動綱領、告本黨同志書。
以後，陳銘樞回到上海，祕密從事策反工作。經胡允恭介紹，他去杭州拜見浙江省主席陳儀。剛見面，陳儀便說：“你們反蔣早，這條路走對了。”陳銘樞說：“你現在反蔣了不遲嘛!”酒酣興至時，陳銘樞書譚嗣同詩句贈送主人：“斗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興。”可以說，陳銘樞的談話，對陳儀決心反蔣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惜，事後陳儀輕信湯恩伯，終於爲湯所出賣，反蔣活動遂告失敗。
五、晚年歲月
新中國成立後，陳銘樞滿懷希望地參與國家建設。他深感共產黨給自己指明瞭方向，使自己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真有說不盡的感激，常常想以粉身碎骨來報答黨。
不久，中央提名他爲中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他對出任地方職務，又是自己不熟悉的農林部，深感失落，遲遲不願赴任。毛澤東曾兩次到他家勸說，他才接受這一工作，高高興興赴任去了。不久，轉任中南農林部長。抗美援朝期間，他又擔任中南抗美援朝總分會副主席。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在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列席會議的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作了“九天九地”的發言，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引起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陳銘樞冷靜地作了發言，希望對這一事件有個實事求是的結果。陳的發言被認爲是對梁漱溟作掩護，是政治性的錯誤，因而在會後也遭到批判。
陳銘樞秉性忠直，敢作敢爲，不大能適應解放後嚴格的階級路線和組織紀律，因此常常受到批評。他仍積極向上，認真做事，不願明哲保身。1957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會上大家踊躍發言，陳銘樞依據別人的講話和自己視察高校的經歷，發表談話。他認爲學校領導方面，多半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值得研究。6月16日的座談會上，有人提出“只提缺點，怕影響幹部情緒”，陳銘樞又發表不同意見，說：“從延安整風以來，以至這次整風，黨與非黨人士所提出的批評，都談缺點，沒有談到優點，這是符合黨的整風精神的。我認爲這是好現象。”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他的發言。
聽說毛澤東表示將辭去主席職務，並有“好大喜功”的自我批評，陳銘樞大爲興奮，決意效法古人，上書諫諍。他在信中指出，毛澤東“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之失，也難免於影響到察人聽言、決策定計的睿斷，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輕畸重、失緩失急”。認爲其確有好大喜功的缺點，希望能“深入體察，以求究竟”。這時，反右派運動開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點名批判陳銘樞所說的“光說缺點，不說優點，這才合乎整風精神”。在人大會議上，反右鬥爭被視作民族生死存亡的鬥爭，陳銘樞的歷史首先受到批判。報紙發表《陳銘樞公然誣衊毛主席》的文章，說他“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分子。接着，民革中央對他進行爲期三天的批判，他感到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按照當時的政策，對他這個“右派分子”仍進行寬大處理，撤銷其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只保留民革中央委員職務，行政級別和薪水由3級降至9級。從此，他閉門思過，整天以抄寫佛經爲主，有時寫寫古體詩，排解心中的苦悶。
1965年5月15日，民革中央舉行慶祝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成功的座談會，陳銘樞在會上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撒手人寰，享年7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