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1770年4月11日—1827年8月8日)，女演員之子，英國傑出的外交家，他一反前任卡斯爾雷子爵的歐洲協調原則，拋棄了神聖同盟，承認了南美各國的解放，自詡用新世界來平衡舊世界，他支持希臘獨立運動，1827年當了100天英國首相後就病逝於任上。
人們對坎寧的身世是否很體面這一點存有疑問。情況是這樣的。坎寧的先世居於英格蘭，但在十七世紀初移居到愛爾蘭。他的父親(也叫喬治·坎寧)是從愛爾蘭來到倫敦的。在此之前，由於她與一個女人的不幸關係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場小小的爭吵。他每年只有150英鎊的補貼，對一位紳士來說，這隻能勉強維持生計。爲了償還債務，而變賣了家族的宅第和繼承得來的遺產，他爲報刊撰寫文章，並娶了一個漂亮的愛爾蘭姑娘瑪麗·安妮·科斯特洛。他在坎寧一歲的時候撒手人寰。坎寧的母親，在丈夫去世後去了當舞臺演員，但沒有走紅。在當時的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項尊貴和受人尊敬的行業。她曾同一個演員同居。這個演員是個無賴，他遺棄了她，並把他的兒子喬治送上了“通往絞刑架的道路”。瑪麗·安妮又找了一個朋友，並同他生了幾個孩子。
不過，喬治有一個很有錢的叔叔，名叫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是一位銀行家。他的叔叔救了他，並讓他象一個出生名門的青年人那樣接受傳統教育，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費，又供養他上學讀書。與此同時，他母親再此接了婚，這次是一個名叫理查德·胡恩的絲綢商，他也當上了演員。瑪麗·安妮始終是令他兒子感到擔憂的一個原因。坎寧在1781年轉讀伊頓公學，後在1787年入讀牛津大學的克賴斯特徹奇學院上學。在大學裏，他是十分活躍的份子，他組織了辯論會，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辯論者。又主編過一種校刊---《微觀世界》，他得以用50英鎊的價格向一位發行人售出了該刊的版權，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具有非凡天賦的孩子。至於他的看法是否處於真心，是否具有年輕人在從政時所必不可少的嚴肅認真的態度，那就另當別論了。坎寧的才華某種程度上損害了自己。人們嘲笑他的才能，記着他那位當演員的母親。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愛爾蘭人。他是倫敦愛爾蘭俱樂部的成員。另外，他在大學和不少人結成了好朋友，例如有利物浦勳爵、格蘭維爾·勒文森-古爾和約翰·胡卡姆·弗里爾，還有他叔叔有一個很有名的兒子，外交家，土耳其問題權威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坎寧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取得律師資格，並在1794年7月6日成爲文學碩士，但他真正的志願是當政治家。
斯特拉福·坎寧是輝格黨的支持者，所以早在1780年代，他便介紹坎寧給查爾斯·詹姆士·福克斯、埃德蒙·伯克和理查·布林斯里·謝里敦等輝格黨員認識(其中謝里敦和坎寧更結成了畢生好友)。可是，坎寧清貧的家境與微薄的財力，顯得他在輝格黨的政治前途非常暗淡，因爲輝格黨的領袖們，都是一些抗衡君主的富有貴族和地主。再者，當1790年代初爆發了激進的法國大革命以後，坎寧變得更爲保守。
坎寧在真正涉足政治的時候，他選擇了保皇的託利黨，某些批評他的人認爲這種變化太突然了：背叛變節早已司空見慣，誰也不想去抨擊這種行徑;但是這類例子卻是前所未聞;一個學生也會改變他的面孔。據說(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就說過)，一天，激進分子戈德溫在艦隊街拜訪了坎寧。他對坎寧說，當革命到來時，英國的政治激進派想讓他當領袖。人們還說，這一可怕的前景迫使他投入了託利黨的懷抱。當時正處於這樣一個時刻，由於歐洲大陸發生的事變，託利黨變得更加保守，而輝格黨則分裂爲兩部分人：一部分雖然沒有寬恕恐怖時代，但卻容忍了法國革命(如霍蘭勳爵)，激進的查爾斯·格雷勳爵要求進行改革運動;另一部分則被這場革命嚇破了膽，如埃德蒙·伯克，應該說，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仇視對坎寧有深刻的影響。
翌年，利物浦伯爵中風了，情況嚴重，而且很明顯，他絕不能康復了。託利黨中的右翼可怕的認識到，坎寧是最可能的繼承人。坎寧肯定會力促天主教徒的解放。在此問題上，他同託利黨的半數人有爭執。在這種情況下，託利黨中的右派強烈要求國王任命威靈頓。坎寧的反擊毫不含糊，“先生，你父親擺脫了輝格黨的控制。我希望陛下你將不再受到託利黨控制之苦。”國王的臉紅了。“要是那樣我就不是人。”他說。
1827年，坎寧在57歲時出任首相。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垂死的人了，靠服鴉片酊度日。同時，他也遇到了麻煩。自從維羅納會議以來，威靈頓一直對他抱有惡感。在那次會議上，威靈頓作爲英國的代表，被迫違心的執行坎寧的政策。當時，歐洲各君主國爲了幫助波旁王朝，決心出兵西班牙。威靈頓是贊成這個計劃的，但他卻承擔了令人煩惱的任務;英國將不參加這一干涉。因此，威靈頓感到恥辱。現在，他拒絕在坎寧領導的政府中任職。更有甚者，他辭去了總司令的職務。羅伯特·皮爾也不願意擔任職務。同時間，利物浦勳爵的五名內閣官員，和40名初級官員也不願追隨坎寧，組成新政府。在當時，託利黨已出現了嚴重分裂，分成了“高級託利派”(又稱極端份子，)和溫和派，當中，只有溫和派支持坎寧。坎寧發現自己難以組成政府，便唯有邀請輝格黨成員加入政府，其中包括蘭斯多恩侯爵等人。在新政府不討論有關國會改革的議題由於任用輝格黨人，坎寧給自己製造了新的困難。坎寧反對國會改革，而輝格黨則支持改革，很久以前曾受過坎寧欺壓的查爾斯·格雷勳爵，使坎寧受盡凌辱。天主教徒解放問題被迫擱置起來，他提議修改穀物法的主張也受到挫折。
他在對外事務方面比較成功。爲了援救正在爲反對奧斯曼帝國、爭取獨立自由鬥爭的希臘人，他同俄國和法國結成了聯盟，這一聯盟達到了它預期的目的，土耳其艦隊在納瓦里諾海戰被摧毀了。當這一消息傳到英國時，坎寧已經與世長辭了。
多年來，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在溫莎參加約克公爵的葬禮而着涼後，他的病急劇惡化了，由於非常痛苦的腰部風溼痛折磨着他，他住進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別墅(巧合的是，福克斯於21年前在同一所房間逝世)。1827年8月8日，他在那裏去世，正好當了100天的首相。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遺孀被封爲女子爵。威靈頓公爵寫道：“坎寧先生若是晚些去世，好處可能更大，不過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
坎寧擔任首相的時間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他是一個集各種觀點於一身的奇特人物---在諸如對外事務和天主教徒解放問題上，他是一個開明派，但在處理日益高漲的社會動亂浪潮時，他採取的是一位傳統的托利黨人的做法。正如格雷維爾所說，他本來可以控制變革的浪潮，但是，“白癡一樣的託利黨極端分子用他們的瘋狂、愚蠢的敵對行動把他逼死了。”他去世前的幾周曾說過：“我們正處於財產和人口之間進行一場重大斗爭的邊緣。”只有制定一項最開明的法案，這種鬥爭才能避免。舞臺已準備就緒，改革之戲劇即將開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