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錢學森曾向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出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翻開歷史的黃卷，我們會發現民國時期大師雲集。在那滿地焦土的戰爭年代，他們爲中國的成長書寫着不可磨滅的篇章。
如今，人們仍在津津樂道於“兩彈一星”的輝煌過往，然而鮮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錢三強、趙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內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超過一半都曾受業於同一位大師。事實上，中國電子技術、地震預報、氣象預測、國防工業等諸多重要學科的肇始，亦離不開這個名字。
這個曾被歷史遺忘了半個世紀的人正是葉企孫，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原清華大學首任理學院院長。
“以西方科學謀求利國利民”
1898年，葉企孫生於上海南市區的一個書香世家。清末科舉出身的父親對聰穎過人的葉企孫寄予厚望，養教從嚴。書香家風使葉企孫自小打下了紮實的國學根基，也塑造了他的儒雅氣質。
其父雖受傳統文化薰陶，卻在這清末亂世中保持着清醒頭腦，推崇西方近代科學及應用，具有革新思想。目睹大批仁人志士爲了腳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年幼的葉企孫在心裏默默立下了一個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爲必以西方科學來謀求利國利民，才能治國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歲的葉企孫報考進入清華大學。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座右銘——“惜光陰、習勤勞、節嗜慾、慎交友、戒菸酒”。君子之風躍然紙上。
在清華的學習生活，葉企孫惜時如金。這個年僅十幾歲的學生，當時已有多篇學術著作發表在學校的校刊上了。然而葉企孫並不滿足於個人的成長，他深知科學救國，並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情。他與同學一起成立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科學團體——科學會。
首個載入現代世界自然科學著作的中國名字
5年後，葉企孫順利通過畢業考試。載着祖國厚重的希望，他遠涉重洋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級學習。
1920年9月，葉企孫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並在老師的指導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數值的精確測定，這一數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16年之久。中國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載入現代世界自然科學學術著作中，那一年，他不過23歲。
1923年，葉企孫回國，此時的他已經是一個頗有成就的科學家了。是繼續從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觸碰到的科學桂冠，還是放棄所有，從零開始，在自己貧瘠的國家撒播科學的種子?葉企孫的心中早有了答案。
有着遠見卓識的他深知，科學家會爲國家創造出“國之利器”，而教育家會爲國家培養科技人才。中國需要一個科學羣體，而不能僅靠一個科學家去改天換地。
奠定近代中國科學大廈
闊別母校7年之後，葉企孫再次回到清華園。1926年秋，清華大學物理系成立。葉企孫之創建清華物理系和理學院，是從奠定近代中國的科學大廈這一宏偉視野出發的。
從執教開始，葉企孫一直站在教學第一線，堅持登臺講課。他講課略有口吃，而且語調也沒有特別吸引人之處，然而他對物理概念的透闢理解給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學生王大珩所曾這樣評價他的授課特點：“在思路上，葉老往往講出我們看書不易領會的要點。他不是通過內容的堆砌來講授，而往往是通過提綱掣領式的講述，整個課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結構就都有了。在這點上，他所有的學生大概沒有不推崇他的”。
課堂之外，葉企孫經常邀請這些清寒學子到家裏做客，買些點心爲他們加加餐，天冷了，葉企孫將自己的衣服給他們穿，沒地方住了，葉企孫就讓他們住到自己家裏來。那些年，在葉企孫的住所北院7號裏，能聽到的盡是學生們與他們所尊敬的老師的歡聲笑語。葉企孫會和每個學生深度交談，並將他們的特點，在小本本上一一記錄下來。“葉先生比學生自己還了解學生。”葉企孫的學生、傳記作者虞昊說。
葉企孫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爲他對每個學生的細心瞭解觀察，他總能針對學生的不同特點給予精心點撥，並結合祖國需要，找到學生們未來最爲適合的發展方向。
“他好像不太考慮自己，很愛我們。”葉企孫的學生，北大物理系教授方瑞宜說，“他看人的眼光非常深。”葉企孫曾在看了初中文憑的華羅庚的數學論文後，力排衆議將其提攜，讓原本在店裏算賬的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研究員。我國數學界由此便多了一個閃亮的星辰。錢偉長曾以歷史、國文滿分，數理化英語合計25分的跛腳成績被破格錄取。然而動盪的時局讓他決定棄文學理爲國造飛機大炮抵擋侵略。他找到吳有訓要求轉系，卻被拒絕。於是又找到了人所共知的開明教授葉企孫。葉企孫說，“國難當頭，棄文學理，科學救國，無可厚非。”並勸他別急，讀史貴在融會貫通，能學好文史，也一定能學好數學、物理。如果不是葉企孫的破格和指引，也許中國會多一個史學或文學大師，但“三錢”會少了一“錢”。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不僅善於培養人，葉企孫還很注重名師的重要性。在清華建校史上，以招徠人才引進師資而成爲佳話美談的無出葉企孫其右者。他當年爲物理系和理學院延聘的教師有熊慶來、張子高、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吳有訓等等，皆爲頂尖名師。有人說，葉企孫能一網打盡天下名師，主要是他沒有門戶之見，以培養中國科技人才爲己任。
王淦昌、施士元、周同慶之後，又有趙忠堯、錢偉長、趙九章、錢三強、王大珩、龔祖同、陳芳允、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等等從葉企孫麾下走出的清華物理學人，走向歐美科學界的尖端科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他們基本上都已學有所成。從葉企孫學成歸國到這批科技人才隊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裏，葉企孫以他一以貫之的科學救國的思想和科教興國的戰略目光，運籌帷幄，篳路藍縷，爲中華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儲備。
冒險從事祕密抗日工作
葉企孫終身未娶，視學生爲己出，與其感情最深的一位學生是熊大縝。天資聰慧的熊大縝完成的一項紅外攝影的試驗讓葉企孫喜出望外。之前還沒有中國人能做出來。在葉企孫的計劃裏，熊大縝是要去德國深造的。誰也沒有想到，熊大縝後來的經歷會深重地影響其師的晚年命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後，北平淪陷。面對如火如荼的抗日戰爭，熊大縝毅然棄筆從戎，加入了冀中抗日根據地呂正操將軍的麾下，開始着手籌建技術研究社，以開展烈性炸藥、地雷和雷管以及無線電等研製工作。
葉企孫留在平津做了大量的祕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當時技術研究社研製炸藥所需的技術原料無法在冀中得到解決，葉企孫得知情況後，當即設法籌集款項併購買所需的軍用物資運往冀中，爲當地抗日事業解了燃眉之急。之後，他又數次組織學生和科技人員前往冀中支援抗戰。平津城裏，到處都是日寇，在某種程度上，葉企孫在平津從事祕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風險，比親赴冀中的風險更大。
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熊大縝被疑心是國民黨特務，祕密逮捕，在沒有調查覈實，沒有經過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時年26歲。葉企孫還在想盡一切辦法希望能救熊大縝出來，然而他並不知道熊大縝已經犧牲了。
寧可時代負我，我不負時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兩年後，塵封三十年的熊大縝遺案再次被挖了出來，葉企孫因涉嫌被捕，他屢次入獄、被審查，關牛棚，斷工資，人格與肉體遭受到雙重摺磨，精神幾近崩潰。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齡。
葉企孫再次回到北大時，由於交接時的懸疑，致使他的身份認定更加複雜和撲所迷離。北大有關方面對他做出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決定。雖然專案審查結束，無邊的刑期卻開始了。“葉企孫是國民黨cc特務”之類的話始終掛在某些人的嘴邊。一個完全可以稱爲抗日英雄的人，卻被那個時代成功地誣陷爲了歷史的罪人。
1969年冬，在北大一處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間裏，昔日神采奕奕、風度翩翩的葉企孫，腰已彎到90度，雙腿腫脹，身心疲憊，每況日下。然而他卻從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別人抱怨。當有學生問他遭遇了什麼，葉企孫便拿出本歷史說對他說，“像這種事情，在歷史上是很常見的，不可避免的。”
“寧可時代負我，我決不負時代。”這是葉企孫晚年內心的最強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堅持着生命的全過程，特別是在遭到拋棄，敵視之後，仍挺立着身軀，頑強地維護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學救國的信念纔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惟有一次，他似乎向這個時代提出了質問。他曾把南朝史學家范曄《獄中與諸侄書》中的一段話指給前來探望他的摯友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懷，應猶可尋。至於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藉着古人之口，他向我們這個時代提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最後疑問。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因長久病患溘然長逝。在那個小型的追悼會上，悼詞隻字未提葉企孫在我國科學事業和高科技人才培養方面的巨大貢獻。摯友吳有訓憤而退場。
1986年熊大縝案平反，次年，葉企孫的平反文件正式公佈。十年沉冤，一朝洗盡。
1992年，海內外上百位知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呼籲爲葉企孫豎立銅像。三年後，葉企孫銅像在清華大學第三教學樓門廳內揭幕。
葉企孫的一生沒有留下鴻篇鉅製的著作，沒有宏偉的教育綱領，甚至沒有一句豪言壯語，但中國的物理學教育從無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設起來了。
他的偉大還在於，爲我們貢獻了一套完整的科學救國的思路和方法。新中國的兩彈元勳是他的學生，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是他的學生，很多新中國各個科學事業的奠基人和開創者是他的學生。我國這棵科學大樹生長的每圈年輪裏，都會發現葉企孫和他的弟子們在其中發揮的重大作用。
他和我們這個時代交臂而過，一個我們知道的最晚，瞭解最少的大師。
他的一生告訴我們，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遠閃耀，只是有的時候，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