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根據兩年來在審判過程中收集的日軍暴行證據，堅持主張對南京大屠殺主犯判決死刑。最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終於將東條英機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齊聚國家博物館，參觀了名爲《復興之路》的大型展覽，直到今天熱度不減的“中國夢”一詞就出自習近平在此次參觀時的講話。幾天之後，一位老人也來到展覽現場，他走進一個個展廳，仔細觀看一幅幅圖片、一件件實物，最後在一件疊放整齊的法袍前駐足。沒有人知道，這位老人的父親正是這件法袍的所有者——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璈正是穿着這件法袍參與了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對第一批28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998年，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與母親肖侃一起，將這件記錄了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法袍捐贈給原中國革命博物館(後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併爲國家博物館)，希望這能成爲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舊紙堆裏瞭解父親
“我恐怕算不上什麼名門之後。”接受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採訪時，梅小璈婉轉地表達了自己的擔心。他說，父親只是盡心盡力完成了自己的本職工作，“沒有什麼了不起”，畢竟“有了同胞的犧牲纔有勝利，有勝利了纔有審判，有審判才成全了作爲法律工作者的父親。”
梅小璈不願意過多談論父親的另一個原因是，自己與父親相處的時間非常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甚至都“不太清楚父親是做什麼的”。
“我父母屬於晚婚晚育。”梅小璈告訴記者，“1945年，父親和母親經人介紹結了婚，婚後不到一年時間，父親就出任法官去了東京。新中國成立後，母親隨同父親來到北京定居，生下姐姐和我。”1950年，姐姐梅小侃出生，1952年梅小璈出生時，梅汝璈已經48歲了。梅小璈說：“14歲之前，我只是隱隱地感覺到我們家和別人家有點不太一樣。”但父親具體是做什麼的，爲什麼和別人不一樣，梅小璈並不清楚。“父親從不和我們談論以前的事，我們也沒有問過。”14歲以後，梅小璈大概知道當時父親在外交部工作，“但第一次知道父親參加東京審判的這段經歷，是在他去世後。”梅小璈說，父親死後，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有一則短短的訃告，裏面提到了父親當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
“父親生前，我幾乎不知道他是個什麼人;父親死後，我對他的認識反而越來越深。”梅小璈說，在整理父親遺作的過程中，他逐漸發現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梅汝璈。
心懷傳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梅汝璈，字亞軒，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區朱姑橋梅村(今南蓮路南昌鐵路南貨場附近)。12歲那年，梅汝璈從江西省立模範小學畢業，之後以優異成績考取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留學預備班。每到寒暑假，梅汝璈每天早上在外面拾豬糞牛糞做肥料時，總要帶本英語書，一邊拾糞一邊苦讀。
1924年從清華畢業後，梅汝璈赴美留學。1926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後獲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同學共同組織了中山主義研究會，以響應國內發生的北伐。1929年春，他在遊歷了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國，在山西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
“父親有着濃重的清華情結。”梅小璈告訴記者，梅汝璈之所以選擇到山西大學任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和清華大學同樣與“庚子賠款”有關。“庚子賠款”是1901年清政府與西方11個國家簽訂的《辛丑條約》中所規定的賠款，其中有一部分被減免用來興辦中國教育。梅汝璈告誡學生們：“清華大學和山西大學的建立都與外國人利用中國的‘庚子賠款’有關係，其用意是培養崇外的人。因此我們必須‘明恥’，恥中國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國家，恥我們的大學現在還不如西方的大學，我們要奮發圖強以雪恥。”梅小璈說：“父親還曾多次在日記中提到‘中國還得爭氣才行’。我讀父親的日記，印象最深的是他對一些不爭氣的祖國同胞最感痛苦，他不止一次提到假使國人不能團結一致，國際地位就會沒落，每想到這些事，‘幾乎有兩三個鐘頭不能閉眼’。”
此後，梅汝璈先後在南開大學、西南聯大、中央政治學校、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擔任教授職務，講授英美法、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課程。在梅小璈眼中，父親是個“專家型的知識分子”，有着知識分子最樸素的家國情懷。“我後來蒐集到那段時間他寫的文章，比如《拿破崙法典極其影響》《盎格羅·薩克遜法制之研究》，都是純學術論文。”
一直堅守法律底線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政府簽署了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8日，蘇聯宣佈加入該公告。公告第十款規定：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將處以法律之裁判。1946年2月15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根據各盟國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國的梅汝璈、澳大利亞的韋伯、美國的希金斯、英國的帕特里克、蘇聯的沙陽諾夫、法國的柏乃爾、加拿大的馬克杜古、荷蘭的洛林、新西蘭的諾斯克魯夫特、印度的帕爾、菲律賓的哈那尼拉。“能夠代表中國出席國際法庭，還見證了著名的東京審判，這對於父親來說，是無上的榮耀。”
“其實，當時誰都沒有料到，父親這個‘教書先生’居然能代表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那中國政府爲什麼派梅汝璈擔任法官?因爲年代久遠且沒有官方文件記述，一直以來有很多猜測。梅小璈告訴記者，父親被任命是有人推薦的。“據說是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傑，他曾經擔任過武漢大學的校長，和父親一樣也是清華的老校友。我父親留學回來以後曾經在武漢大學任教，大概是有一點聯繫，有些瞭解。”
對於這一任命，很多人開始並不看好。就連梅小璈如今回想起來也心存疑竇，“我個人一直有個懷疑，老蔣派我父親去做這個法官，他是重視東京審判呢還是不重視?儘管父親的學歷符合國際社會及盟軍總部的要求，但畢竟沒有真正上過法庭。”可能當時梅汝璈自己也有些底氣不足。爲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威嚴，梅汝璈還特意蓄起上脣鬍鬚，增添了幾分老成。雖有擔心，但梅汝璈始終堅守心中的正義，在臨行前他曾向前來採訪的記者慷慨吐露心跡：“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託，作爲莊嚴國際法庭的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那些擾亂世界、殘害中國的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帶着一身正氣，梅汝璈於1946年3月19日登上了赴日本的飛機。此後的情節在很多影視作品中有表現：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深的戰勝國之一，但審判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開庭前預演時，韋伯宣佈入場的順序爲美、英、中、蘇、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但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中國應排在英國之前。梅汝璈氣憤地脫下黑色的法袍，拒絕參加，向韋伯提出強烈抗議，韋伯最終同意將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
在量刑方面，一些法官因爲來自沒有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的國家，不贊成對戰犯處以死刑，而梅汝璈根據兩年來在審判過程中收集的日軍暴行證據，堅持主張對南京大屠殺主犯鬆井石根、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侵華主犯判決死刑。最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終於將東條英機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法庭最後環節的工作——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梅汝璈卻堅決認爲，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因此，這一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他的交涉，由這次歷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梅汝璈將庭審結束後堆積如山的證據記錄在判決書裏，每個字都是對日軍的控訴。“那些日子，我們就像鑽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的蟲子，每天在裏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現在，這份判決書的中文原稿已經連同法袍一起捐獻，梅小璈說：“它的每一頁都是現實警世鐘。”
東京審判的很多情節被搬上大熒幕，爲大家熟識。“可惜有些文學、影視作品水準不高，一味強調愛國復仇，描述東京審判時出現了一些致命的差錯。”梅小璈說，“父親曾經在日記中記錄，剛開庭的一段時間，中方在提供證據方面比較薄弱，他坐在審判席上乾着急，一點都幫不上忙。但有些文學作品和影視劇裏出現了法官和檢察官私下交流案情的行爲，這是絕不允許出現在法庭上的。這不但沒有還原歷史真相，反而給日本右翼分子提供了攻擊我們的炮彈。”
“無論如何，父親都沒有逾越法律的邊界，哪怕他對日本再恨之入骨，心中也永遠放着法官應有的那桿秤。”雖然許多人從法理的角度對這場歷史大審判提出過質疑。尤其是在日本國內有很多不同看法，認爲這是一場“戰勝國對戰敗國單方面的審判”，是有罪推定，不符合法治精神。但梅小璈始終相信父親，他還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1946年3月29日，到東京不久的梅汝璈遇上了去考察戰後日本教育現狀的著名教育家顧毓琇博士。顧毓琇將一柄長約三尺的寶劍贈給梅汝璈。梅汝璈說：“‘紅粉贈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不是壯士。”顧毓琇大聲道：“你代表全中國人民和幾千幾百萬死難同胞，到這個侵略國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事還有比這再‘壯’的嗎?”在當天的日記中，梅汝璈寫道：“戲文裏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可現在是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可雪我心頭之恨!”梅小璈說，這說明法官是中立的，父親在審判時一直嚴守法律精神。
最早提出研究南京大屠殺
審判結束後，由於美國的操縱，法庭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爲藉口，先後分兩批將剩下的42名日本甲級戰犯全部釋放。因此，1948年12月以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實際上已無事可做，各國法官只得紛紛回國。
1949年6月，梅汝璈設法由東京抵達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了聯繫，喬裝打扮後又祕密由港赴京。到達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爲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爲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回到祖國懷抱的梅汝璈心頭激起了層層熱浪。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梅汝璈還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等職，爲新中國的外交與法律事業做出巨大貢獻。
然而好景不長，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對待。提起這段往事，梅小璈回憶，父親被打爲右派與他根深蒂固的法治精神也有關係，“據說，在一次公開會議上，父親發言稱要防止再出劉青山、張子善這種貪官，光靠個人自覺不行，還得靠制度。這句話被看成是父親‘舊法觀念’未除的標誌。”梅汝璈成了“靠邊站”的一類人。“文革”開始後，梅汝璈被強制要求在外交部內掃廁所，寫外調材料。在一份檢查中，梅汝璈寫道：“我實際上只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字典而已。”
這一時期，梅汝璈仍然不忘國恥，首次提出政府應該研究南京大屠殺。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陰魂復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爲東條英機等7個被處死的戰犯樹碑立傳，把他們吹捧成“殉國烈士”“民族英雄”。有關部門邀請梅汝璈寫一篇反駁文章，梅汝璈依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掌握的材料，編寫了《關於谷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文中寫道：“我覺得，爲了充實歷史和教育人民，我國的歷史工作者對於像轟動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一類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國的其他殘暴罪行，似乎還應該多做些調查研究和編寫宣傳工作……我國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於這個缺陷似不應不亟謀補救，亦不應以此類調研有困難、無急需或不愉快爲理由而淡然置之。”然而，隨着“文革”的來臨，梅汝璈的建議最終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名字是中日關係晴雨表
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得到改善，廣播裏開始有一些教英文的節目，也出版了很多學英語的小冊子。梅小璈回憶，“那時候父親就已經神志不清了。有一次我從內蒙古回京探親，去醫院看望生病住院的父親，他睡夢中偶爾會蹦出幾個英文單詞，也不知道說什麼。聽醫院的護士說，他清醒的時候偶爾會教護士們說英語，是純正的美音。”梅小璈說，那個時候他開始意識到，父親已走到人生的最後一個驛站。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終年69歲。姐弟兩人知道了父親的經歷後，梅小璈的母親肖侃女士專門告誡他們：“不要老去宣傳你們的父親。真正抗日的，是4萬萬同胞，你父親只是完成了政府交代的任務，他從沒覺得自己有什麼與衆不同。”梅小璈說，這是母親的教誨，但同時一定也是父親的遺願。
1973年下半年，梅小璈回到北京。1977年恢復高考，梅小璈考入北京師範學院，後進入中國青年報工作，並在這一時期開始整理父親的遺作和日記，姐姐則進入雀巢公司，後來升任高管。2003年，追隨梅汝璈一生的母親肖侃也離開了姐弟兩人。現在，梅小侃和梅小璈都退休在家，梅小璈繼承了父親的遺志，從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研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梅汝璈未完成的書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及東京審判期間的部分日記均已出版。曾有人說：“梅汝璈名字出現的頻率和受關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關係的晴雨表。”中日關係緊張時，他便被人翻出來說;中日關係緩和時，他便成爲不合時宜之人被淡化。但梅汝璈曾這樣評價自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這些話語擲地有聲，我們要永遠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