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圍繞着中央教育會會議而開展的讀經“攻防戰”並非“順理成章”，而是有其曲折繁複的歷史面相。這是一場並沒有真正“勝利者”的戰爭，而“經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根本性變化。
1925年末，據說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力主復古，不僅辦《甲寅週刊》倡導之，更在10月30日部議決定小學讀經和中學廢止國語。爲阻止此案實施，“新文化”諸公之一——黎錦熙寫了一篇名爲《爲反對設“讀經科”及中學廢止國語事上教育總長呈文》交教育部，但因11月28日“倒章運動”後章士釗去職而並未公佈。
此呈文雖未能公佈，但黎錦熙心中對其應是相當重視，不僅把它作爲《1925年國語界“防禦戰”紀略》（以下簡稱《“防禦戰”紀略》）一文的部分內容在《國語週刊》上發表，後又收錄在1934年出版的《國語運動史綱》中，另外《“防禦戰”紀略》又被著名教育人士舒新城編入了流佈廣泛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三冊裏。同時其部分內容被舒氏寫入了《民國十四年中國教育指南》一書。因此這篇看似未能“公佈”的呈文實對“國語運動”和“反對讀經”的歷史記憶形成影響甚大。但也正因爲其出爐是爲了與“非國語”和“倡讀經”進行“作戰”，所以其回溯歷史就有頗令人生疑之處，比如對宣統三年以中央教育會爲中心而發生的那場小學是否“讀經”的爭論。
在黎錦熙筆下當時情形是：“小學課程讀經，原於清末變法，科舉與學校遞嬗之際，舊日功令，未容多所更張，其時全國學界倡言廢除。中央教育會議已有嚴切之提案”。這段話若套用鄧之誠談民國以來史事的話來說，其“非不實也，果細究之，不唯事情曲折，無此單簡，甚且有與事實相反者，異代之後，謂之爲信史不可也。謂之爲非信史亦不可也。”換言之，黎氏所呈現的歷史面相過於清晰和簡單，屬於歷史記憶中的“半神話”。“全國學界”爲誰？“嚴切之提案”內容如何？有無反對聲音？實施沒有？這些問題均被其一筆帶過，而只是緊接一句“民國初建，南京臨時政府首即佈告廢止讀經”宣告此事塵埃落定，今後袁世凱、章士釗之流不過是一次又一次掀起“復古逆流”而已。難道在“廢止讀經”的道路上一切就那麼“順理成章”嗎？回看各種材料顯然不是這樣的。
首先“全國學界”云云即可能是一幻象，其大約只能包括商務印書館、《時報》、《教育雜誌》、《東方雜誌》等出版機構和這些報刊的編者、作者和一部分讀者，再可擴展至江蘇省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等趨新社團的主要成員。這一網絡中人很大一部分是科舉出身，且功名還不低，但他們最着力事之一卻是對中小學校讀經不斷提出異議。光緒三十年《時報》上有人評議《奏定小學堂章程》時就提出要“毅然刪去講經讀經一科”。光緒三十一年張元濟也似忘了其發矇讀經的往事，在《教育世界》上提出“勿濫讀四書五經”，因爲在此時的他看來“往聖大義微言，髫齡之子，詎能解悟？強令誦習，徒耗喪腦力而已”。此後顧實、蔣維喬、莊俞、黃炎培等人相比張元濟抱持的“勿濫讀”態度更爲決絕。莊俞在《教育雜誌》上就直接撰文追問道“所異者，（小學堂）必強列讀經講經一科，不知何解”。黃炎培則有更奇特的邏輯，他在視察崑山小學的報告中表揚教員講經“極清晰”，然後黃氏卻說他由此越發感到“全講經文斷非小學教科所宜”！
終於時間到了宣統三年的夏天，學部召集各省與教育關涉較多的官紳參加中央教育會會議。諸多力主“廢經”的人物如張元濟、黃炎培、陸費逵等或預備主持、或前往參會，或趁興旁聽，都紛紛從上海趕往北京。從他們準備的提案內容看，應是已準備好將多年來積儲的意見通過此次會議一舉付諸實施。當時在京的常熟士人徐兆瑋就在日記裏說“近中央教育會正在大張旗鼓，一軍國民教育，一停止獎勵，皆志在必行”。
不過真到了開會之時，“志在必行”之種種其實推行得並不順利。中央教育會究其性質爲清廷學部特設的諮議機構，但開會之初，學部中人與各省所派會員就已儼分兩派，各省派來人員“結爲一體，專與學部人員反對”。黃炎培日記中就說“學部人員跋扈已極”！
除了與“頑固司員”、“政客”、“舊學家”等學部一系的矛盾外，各省所派會員間亦極不相能，經常是“凡議一事……有南北之見存焉。南人所倡，北人非之。北人所計，南人破之”。而且中央教育會以來自江蘇的張謇爲會長，張元濟爲副會長，但“各省會員中，惟江蘇人目空一切，自視甚高，對各省人皆有鄙不屑視之意”。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各方在開會時往往激烈爭奪，特別是在討論國庫補助小學經費、義務教育章程、軍國民教育（學堂實彈打靶）和國語統一等案時齟齬尤多，其中尤以變通小學堂讀經講經各案爲甚，對於這些提案看其內容或可見黎錦熙所說的“嚴切”，但“嚴切”之內容引發的並不是一派呼應，而是會場上的“爭論甚劇”，“爭議甚烈”和“新舊之爭尤烈”，諸君且來看：
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中央教育會第十四次會議，討論初等小學不設讀經講經案。倡案者直隸第一初級師範學堂監督胡家祺先登臺說明初等小學廢止讀經的理由。四川代表吳季昌隨即對此案提出反對。同時亦有代表認爲應由學部編定“經”之節本供小學生講讀，意見從一開始已然分成三派。此時當天會議高潮出現，曾任京師大學堂教習的林傳甲登臺演說，提出“此項功課萬不可廢。日本、俄國、西洋均研究中國經書。中國竟廢去，是廢經畔孔，是喪失國粹”；且“大聲急呼，痛哭流涕，擊案頓足，經一句鍾之久”。與會人員皆叱責之，而林氏猶不止，導致會場秩序大亂。主持會議的張元濟無奈宣佈暫時休會。
到上午11點鐘，代表重新入場討論。張元濟向衆人指出：“適間秩序大亂，未免可惜，會場言論本屬自由，但望諸君於範圍內討論真理”，並囑辦事官宣讀會議規則，請衆遵守。隨後“廢經”一方的健將黃炎培登臺反擊，提出小學之讀經不能不廢，無論從教育考慮還是從保存國粹出發，此項功課均屬無益。《教育雜誌》的主要作者之一、上海龍門師範的中堅人物——賈豐臻則針對林傳甲所言迴應說：外國無經學，不能以外國章程論。而從《大學》的朱子序看，由小學至大學皆有層次，亦未言小學即須讀經講經。只是因爲明代以來注重科舉，始以讀經講經爲主要。曾作過南京陸師學堂的國文教習，“催淚示阻”章士釗退學的馬晉義和學部代表陳寶泉則都以爲：此案並非廢經，不過因兒童之心理，講讀無用，故有此議。但就社會心理來說，遽然廢止恐於學務上有礙，或許變通之，改爲小學第三年讀講較切實際……衆說紛紜後，張元濟因此案重要，決定用無記名投票表決，同意提案者用白票，不同意用藍票。結果與會會員135人，以白票81人對藍票54人，議案得通過，“廢經”一方首戰告捷。
第二天（閏六月十六日）中央教育會召開第十六次會議，“廢經”一方乘勝追擊提出“高小及中學讀經講經案”，卻未獲通過，鎩羽而回。參會的孫雄（師鄭）在給徐兆瑋的信中寫道：“（在會議現場）弟宣讀景廟時聖訓（關於讀經講經者）二道，感動人心，中學及高小讀經課程遂得保存，彼黨於表決時大爲失敗”。
至閏六月二十日中央教育會閉幕，但讀經“攻防戰”的硝煙卻並未散去，陣地由會場轉移到了報刊。早在閏六月十六日當天在會場上宣讀聖訓的孫雄就已經意識到將有“報紙訾我”。果然“廢經”一方的報刊對孫氏等如此“逆潮流而動”的行爲大加撻伐。陸費逵在《教育雜誌》上撰文直接點林傳甲和孫雄之名說“林傳甲痛苦流涕，以爲亡國舉動。孫雄袖上諭讀之，以爲箝制人口之計，可笑亦可憐矣”！在陸氏看來“諸君競言尊經”，但並不懂得“尊之之道”，“夫粱肉非味之至美者歟？然以飼嬰兒，則適足以戕其生。初小之不讀經，豈謂經之不美乎，亦以兒童讀而不解耳。況各經之中，皆有精義，與其專讀一經，食而不化，何如選擇各經之精華，分別淺深，配列高中小各學年，令其能讀能解”。
這是一套從清末開始趨新讀書人慣用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優取劣去”哲學，孰不知天下基本沒有這樣的好事。同時他們還有一套在積弊和危局下逼迫出的“變法”哲學即“若謂上諭爲永不可變，則祖宗之法可不變，科舉可不停，學堂可不興，學子日討生活於五經四書足矣。何必言教育，更何必開中央教育會也”。
正是在“優取劣去”哲學和“變法”哲學的支撐下，“廢經”一方在此次讀經攻防戰中顯得佔盡優勢。羅振玉就回憶說：“予抗議於教育會後，侍郎於文和公（式枚）至予家，言君執義不回，至爲敬佩。然彼黨兇焰方張，其勢力已成，抗之無益。彼黨已憾君甚，請勿再其鋒以蹈危險，方今同志甚少，幸留此身以有待”。
不過“彼黨”雖勢焰方張，但其在輿論上的霸蠻作風也讓不少人對他們有所私議和腹誹。徐兆瑋在日記裏就不點名地迴應陸費逵說：“師鄭（孫雄）抗議高等小學及中學廢止讀經，真可欽佩。而各報館訾嗷不已，甘爲張季直之走狗，何謂輿論，直主筆胡說耳！師鄭之爲此，不敢謂其無所依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言也”。
究竟誰說的纔是“公言”，在從清末開始的“道出於二”的年代裏或許早已沒有了標準答案。但這場圍繞着中央教育會會議而開展的讀經“攻防戰”至少沒有黎錦熙筆下所說的那樣“順理成章”，而是有其曲折繁複的歷史面相。這些面相一是關於此次會議的即時觀感，一則關於“讀經”背後的權勢爭奪。
就即時觀感而言，局中人或都不會對會議的過程和結果感到滿意。作爲“衛經”一方的林傳甲和孫雄，其行動明顯不合嚴肅會場應有之規則，甚至可以說是有些流於荒唐。不過若能瞭解他們採取如此行動時所揹負的壓力，或可以稍稍體會他們荒唐行動背後的那種無奈和蒼涼。1920年，此時距離中央教育會開會已有九年之久，孫雄對往事仍念念不忘，他在自著的《讀經救國論》序言中說：“光宣之交，振興學校，醉心於歐化者，競倡廢止讀經之說，不佞……悄然憂之，以爲亡國之朕，曾於宣統三年六月中央教育會苦口力爭。彼時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鹹以不識時務嗤之”。這裏的“競倡”、“亡國”、“苦口力爭”、“不識時務”和“鹹嗤之”等語，無一不在說明“衛經”一方從清末開始即感受到的強大壓力和對於強大壓力的反彈情緒。
“衛經”一方倍感傳統之式微和反撥之無力，“廢經”一方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以張元濟爲例，我們透過其“戰友”黃炎培的日記看去，經常發現的是“張副會長大窘”，“張副會長氣大餒”等喪氣情形。汪榮寶則說中央教育會末次會議，討論未議決各件的結束方法，“頗不得要領”！（汪榮寶日記，第286—287頁。）而張元濟自己也在寫給張謇的信中說：“（中央教育會）言論龐雜，費時尤甚。故至閉會時所議決者僅十有八案，而未及開議者尚有四十七案之多。弟因應無方，致負委託，惟有引咎辭職而已”。同時黃炎培也向汪康年表示自己“連日到會，並不勞頓，但毫無歸束，心志漸懶”。
“衛經”與“廢經”的局中人各困其所困，而不瞭解內情的局外人則只能看到雙方的荒唐行動和拙劣“表演”，進而對兩方皆無好感。如《申報》記者就認爲此次開會代表“各懷私意不顧大局。甚至彼此謾罵，大肆咆哮。會長既無禁阻之方法。旁人亦乏和解之能力。遂至議場規律蕩然無存。以視粉墨登臺之劇場猶不及焉”，實在是“一場胡鬧”！足見此次讀經攻防戰是一場並沒有真正“勝利者”的戰爭。
就“讀經”背後的權勢爭奪而言，正如羅志田所說“經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根本性變化，不過在讓“經典消逝”的過程中，“廢經”和“衛經”各方種種臺前幕後的“作爲”卻仍是一個並未完結的話題。尤其是在長久以來的歷史記憶中，“廢經”的聲音太過響亮，以至於其在從新求變的歷史大敘述裏具有絕對的優勢，而“廢經”一方的形象也在這些一邊倒的聲音中得到了充分美化。宣統元年一讀書人在談關於諮議局的爭論時已發現：與張謇等趨新領袖不和不睦之人撰寫的文章，上海各報就直接以“不收不錄”來封殺之。此人不禁感慨“以滬報目下聯合無互相反對者”，實在是“閱之乏味”！
不過時至今日，只要有心發掘，“幕後之作爲”仍是可以隱約發見的。以本文主題而言，黎錦熙爲何在《“防禦戰”紀略》中將上海方面出版界之健兒如張元濟、陸費逵、汪原放、沈知方等視爲其“第二道防線”，且認爲防線“總司令”應從他們中間選出？舒新城又爲何特地要將黎氏此文編入《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又將其部分內容寫入《民國十四年中國教育指南》一書？這些看似無奇的敘述和平淡地選編背後實都有歷史和現實的深意存焉。限於篇幅，這裏只談舒新城。
1925年舒新城爲編選《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曾不斷地向在教育部工作的黎錦熙求助，因爲他是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可謂來頭甚大，能量不小。雖然黎氏未能提供給舒新城什麼特別的材料，但從信件往來看兩人在“廢經”的態度上極其一致，而且舒氏要更爲激烈。他直接把廢經定義爲“逆時代潮流之反動”，甚至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近來因北京的朋友們大談讀經，買得一部《讀經救國論》，而一字一字地讀過，我覺得而且極盼望此時有位不客氣的秦始皇把今日以前之一切古書與古儒焚而坑之才愉快”！
這段話讓筆者倒抽一口涼氣之餘，不禁想起周作人在光緒二十八年所寫的一首《焚書》詩云：
焚書未盡秦皇死，復辟猶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窮經畢竟負須糜。
文章自古無真理，典籍於今多丐詞。
學界茫茫誰革命，仰天長嘯酒酣時。
寫完這首詩後，周作人尚要略作幾句解釋說“餘嘗恨秦皇不再，並非過論，同志之士，想亦爲然。當不見斥爲喪心病狂，即斥爲喪心病狂，亦餘所不辭者也”。而幾十年後舒新城的“殺氣騰騰”之言已無意爲自己做任何辯解。爲“廢經”能說到“文章自古無真理”，進而急切召喚始皇重生來焚書坑儒。而爲“衛經”要求焚書的情形似也不遑多讓。
1921年唐文治就已沉痛地說“秦時之書焚於有形，而今世之書則焚於無形。秦時之儒坑於可見，而今世之儒則坑於不可見”。前清御史趙炳麟則作《驢鳴》詩中有“誅文妖”一首雲：
驢鳴驢鳴何莘莘，文妖樹幟矜奇新。
可憐太學芝蘭種，隨風化爲荊與榛。
君不見，飛卿湖陰句讀亂，於湖作曲存其真。
又不見八代文章體漸淆，昌黎奮起復清純。
何況既無句讀又無體，立言制行乖人倫。
願借始皇坑一萬，坑驢盡作劫灰塵。
在溫州的一個地方讀書人也寫過一首類似的五言詩道：
俚言當學說，謠諺師村民。
青年飲狂藥，敬禮比河汾。
校校皆讀此，聲勢哄如狺。
恨不遇秦皇，盡付烈炬焚。
永無謬種傳，庶可慰蒼旻。
“廢經”抑或“衛經”何以至此？從宣統三年的讀經“攻防戰”或許已告訴了我們一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