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衛國公室之後裔，源出姬姓，因此又被稱爲衛鞅。到了商鞅這一代，由於是旁系子孫，家庭已經破落了，流落到異國，給魏國相國公叔痤當門客。此人不甘心久處人下，少年時刻苦向學，史稱其“好刑名之學”。刑名之學，就是法家的學說，走的是李悝、吳起的路數，和後世“法治”辭相近而意相差甚遠。中國古代的法家不以保障普通人的權利，而限制官家權力爲基礎，相反乃是提倡官家特別是君主進行集權，用嚴刑酷法來威懾與管理官吏和百姓。凡法家者，多刻薄寡恩之人，商鞅也不例外。
他的主人公叔痤在臨死前對魏惠王說商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爲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惠王以爲老相國病得厲害，說胡話了，沒當回事。商鞅逃過一劫，跑到相鄰的秦國。不久，深得秦孝公之大用。商鞅如何取悅於國君，《史記》中有一番精彩的描寫。商鞅在用言辭打動孝公後，對秦國的寵臣、他的朋友景監說：“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可見商鞅未必不想建立一套更爲人性、造福更久遠的制度。但是，他向國君介紹三代時堯舜禹成就帝王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說商鞅是個妄人，因爲這樣做太難了，需要數代帝王的努力，他等不及了。於是商鞅再次拜見秦孝公時，就開了一張見效快但副作用大的”猛藥“藥方。
這劑猛藥，就是商鞅的變法。商鞅變法的切入點就是建立政府的“威信”，以厚賞取信於民，這便有了著名的“厚賞徙木”的故事，而要立威，則採取嚴酷的刑法。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頒佈嚴厲而明確的法律;獎勵軍功;鼓勵農桑;推廣郡縣制。其中有一項內容對後世影響極壞，即“告奸”，鼓勵民間相互告密，告密者可獲得官府獎賞，而知情不報者則連坐。另一些內容則得罪了秦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將他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他用法律剝奪了舊貴族的特權，如以軍功而不是以出身定爵位，敢拿貴族開刀。變法之初，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按律法處罰太子，太子是繼承人，不能受刑，於是就處罰了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這個威懾效果很明顯：“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商鞅這種做法，是霸道而非王道，歷代儒家多不持贊成態度，但是很管用，過程、手段是否仁厚、文明、合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達到目的。目的高於一切，這種“成功學”對國人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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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秦孝公去世後，當年被商鞅侮辱的太子即位，是爲秦惠文王，商鞅的好日子到頭了。當初被他判處刑罰的太傅公子虔向國君告發商鞅謀反。———謀反這類罪名是個大筐，什麼都可以往裏面裝，是收拾政敵的最佳武器。秦惠文王未必不知道當初商鞅那樣做是爲了秦國的強大，但是，秦國富國強兵的目的已達到了，商鞅已無什麼價值了，再說啦，他得安撫舊貴族，順便報自己的私仇。———於是，商鞅必死無疑。
商鞅又重複當年從魏國逃走之故伎，然而，這回他沒那麼好的運氣了。在逃離秦國邊關前，想住旅店，店主說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沒有證件店主要連帶判罪。拒絕了這個逃犯。商鞅嘆息道：“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這就是作法自斃的來由。後來他逃到魏國，魏國恨他當年打敗了魏國，不得拒絕收留他，反而把他遣送回秦國。他被秦國軍隊殺死在澠池，秦王下令車裂其屍首以示衆。
如果說商鞅上演的是悲劇，那麼兩千年以後的許顯純則上演了鬧劇。
許顯純，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女兒嘉善公主的孫子，他爺爺是駙馬，典型的皇親國戚。中武進士後，進入錦衣衛當軍官。武進士遠不如文進士有含金量，而錦衣衛是安排勳貴子弟的重要地方，《明史》說：“恆以勳戚都督領之，恩蔭寄祿無常員。”因爲錦衣衛是皇帝的私人武裝，可以逮捕任何人，不需要事先取得刑部的同意。可以將嫌犯關押到詔獄———即天牢中，也可以對嫌犯不進行公開審訊。
如此的機構，必然演變成權力極大、人人聞之色變的特務機構。到天啓年間，魏忠賢當政，他投靠在魏忠賢門下，擢升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算是錦衣衛這個機構的二把手或三把手。當了特務頭子後，他惟魏公公之命是從，成爲迫害“東林黨人”的主要打手，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王之採、夏之令都死於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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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即位後，掀起了爲冤死的東林黨人平反高潮，許顯純當然會作爲平息民憤、安撫冤死者家屬的“祭品”推向前臺。刑部公審許顯純時，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在旁聽人羣中走出，用錐子將許顯純刺得鮮血橫流。本應維護法庭秩序的刑部大員爲了“政治正確”，對黃宗羲這種行爲也聽之任之。許顯純雖承認自己參與迫害，但搬出王朝法律中“八議”中“議親”“議貴”條，申明自己的祖母是公主，可以免死。然而，崇禎爲了收拾魏忠賢和他哥哥天啓帝造成的殘局，樹立新政的威望，也顧不得他姑奶奶嘉善公主的這個孫子了。最終許顯純被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