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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遺詔”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嗎?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1.86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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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詔不止一份,也非首次公開

近來,雍正皇帝是否篡位的問題,又一次成了公衆與媒體的熱點,起因是遼寧省檔案館“首度”展出了用漢、滿、蒙三種文字書寫的“康熙遺詔”:“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着繼朕登基,繼皇帝位”,有媒體據此給出了答案:“沒篡位。”

康熙皇帝“遺詔”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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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糾正的是,這件康熙皇帝遺詔並非“首度”公開,它也遠不止一份,在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起碼就收藏有兩份,並且在2005年、2010年公開展出過,當時衆多媒體也同樣炒作過一番,並以此證明雍正繼位合法;而更早在2002年6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陳列館就展出過這件遺詔,並一直常年展出,我也曾得以親見。這件遺詔曾於2009年借展於臺北故宮,當時大陸、臺灣衆多媒體也據此稱雍正皇帝得以“平反”。十多年來,圍繞康熙皇帝遺詔的炒作已經起碼有三四次了,每次的論點、論證方式均大同小異,即以此遺詔證明雍正皇帝繼位是合法的。

 遺詔不能證明雍正是否篡位

現存海峽兩岸的康熙遺詔有多個複本,它們都並非康熙皇帝臨終前親自手書,也不等同於現代法律意義上的遺囑,只是他去世後繼任皇帝用以昭告天下、宣示繼位合法性的公告,這件漢文本長達一千餘字的遺詔,主要內容來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皇帝病重時公佈的已經準備十年的上諭,只是加上了最關鍵的由誰繼位的內容。

同樣,以此件遺詔中沒有“十四子”被篡改“於四子”來當作雍正皇帝合法繼位的證據也非常可笑。這一極其拙劣的傳說,是雍正皇帝的政敵——康熙皇帝的皇八子、九子府中被流放的太監一路散播的,不僅無視在正式政府公文中“於”、“於”並不通用,清朝皇子一定要稱“皇某子”,而且遺詔還有滿、蒙文本,且正本是滿文本。它只能忽悠對清宮制度幾乎一無所知的人,但這個傳說一直被衆多媒體不厭其煩、煞有介事地反覆津津樂道。

這件遺詔無法證明雍正皇帝篡位與否,因爲無論是否篡位,在繼位後命人撰寫這種遺詔都是輕而易舉的;而且無論篡位與否,寫這種官樣的遺詔,絕不會犯以“於”代“於”的低級文字錯誤。因此,用這件遺詔以及其中有無文字篡改來證明繼位的合法與否,完全是緣木求魚。但這種思維即使某位宋史權威也有過,他曾斷言,宋太祖沒有遺詔是宋太宗篡位的重要證據,而事實上,宋太祖的遺詔明明保留在《宋大詔令集》與《宋會要輯稿》中,但這與雍正皇帝繼位一樣,有無遺詔並非繼位合法與否的證據,因此這種論證是沒有意義的。

 康熙爲何不再立太子

既然遺詔不能證明篡位與否,那麼雍正皇帝到底是否篡位?

康熙皇帝早在21歲時就模仿漢制,改變了傳統的八旗王公推舉制,立當時尚在襁褓的嫡長子胤礽爲皇太子,對他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培養;在三次親征時,皇太子即留守京城處理日常政務。胤礽的皇太子一當就是三十多年,而康熙皇帝也步入晚年,一些大臣展望未來,形成了以皇太子爲中心的利益集團,父子間的關係越發緊張,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出現了謀逆行動而被廢。

皇太子位一空,就招致康熙皇帝衆多成年兒子們的覬覦,引發曠日持久的立儲之爭,爲了平息兒子們的激烈爭鬥,康熙皇帝甚至一度復立太子,但父子間的互信已經完全喪失,僅一年後太子再次被廢,此時康熙皇帝對太子徹底死心:“後若有奏請皇太子已經改過從善,應當釋放者,朕即誅之。”經過兩次廢太子的風波,康熙皇帝鑑於諸皇子“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如果另立太子,必然又會導致爭鬥,甚至威脅到他本人的安全,因此在餘下的十多年中,他不再立太子。

康熙皇帝“遺詔”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嗎?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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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畢竟要選擇一位繼承人,自第一次廢太子後,康熙皇帝的身體大不如前,這個問題變得非常緊迫,大臣爲此也非常焦急,擔心他突然去世,因此不斷催促他早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他又一次病倒,召集羣臣公佈了他自廢太子後就準備好遺囑,實質是對他一生的總結。他向羣臣表明“立儲大事,朕豈忘耶”;“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但他始終不明確心目中的繼承人,只透露:“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自己當時也不知道繼承人是誰,還需要慢慢觀察;二是即使他知道也不會公佈,因爲這會讓繼承人成爲矛盾的焦點,可能會成爲廢太子第二,因此他只懇求大臣們念他是五十餘年的太平天子,“惓惓叮嚀反覆之苦衷”,能讓他平安度過晚年。

 康熙選擇了祕密立儲

康熙皇帝仿效漢族的太子制度徹底失敗,從深層次講,是漢族制度與滿洲舊制之間的衝突導致的。

清朝開始沒有預立皇位繼承人的習慣,而是在皇帝去世後由王公貴族推選,擇賢而立,有競爭性,並且按照傳統,皇家子弟均參與軍國大事,這個傳統並非預立太子就能一下廢除的,因此太子成爲衆矢之的,被兄弟們拉下馬也不奇怪。

經過兩次廢太子的挫折,一向乾綱獨斷的康熙皇帝既不願意恢復滿洲的傳統,將立儲大事交給王公貴族決定,也不可能再次仿效漢制立太子,因此他別無選擇,只好選擇了祕密立儲,即在自己去世前纔會宣佈繼承人選。

毫無疑問,選擇一名合格的繼承人是康熙皇帝晚年考慮的頭等大事,當時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首先是皇子中僅有的三位親王,即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皇五子恆親王胤祺,以及一位後起之秀——皇十四子胤禵。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爲撫遠大將軍,以“大將軍、王”的名義出征青海,成爲一顆上升的政治明星,併成爲皇八子黨的新希望。

雍親王之子弘曆,深得康熙喜愛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恭請上幸王園進宴”,《清實錄》對這一天的記載只有這麼短短的一句話,但這是決定歷史的一天,“王園”即是由康熙皇帝賜名的圓明園。這一天康熙皇帝應兒子胤禛的邀請赴宴,在圓明園中的牡丹臺第一次遇見了胤禛的兒子弘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見年方10歲的孫子,非常喜愛,竟於13天后第二次赴圓明園,並將弘曆帶往宮中親自教育、撫養。康熙皇帝有一百多個孫子,此前只有廢太子的嫡長子弘皙有過這樣的經歷。

65年後,乾隆皇帝弘曆深情回憶當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誦《愛蓮說》,並解釋文義,深得祖父喜愛;甚至在與大臣討論軍國大事時,康熙皇帝也特地讓弘曆隨侍旁聽學習;康熙皇帝又讓皇子胤禧教他射箭,胤祿教他火器,並經常帶他去打獵,弘曆不負所望,各方面均表現優秀。康熙皇帝特意召見弘曆的生母,連聲稱她“有福之人”,並對在宮中撫養弘曆的溫惠皇貴妃稱:“(弘曆)是命貴重,福將過予。”康熙皇帝還特地要了弘曆的八字,看後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貴富天然,這是不用說。佔得性情異常,聰明秀氣出衆,爲人仁孝,學必文武精微。幼歲總見浮災,並不妨礙。運交十六歲爲之得運,該當身健,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裏最賢、最能,子息極多,壽元高厚。”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過60年的皇帝,什麼人才能“福將過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說,康熙帝以前還有所猶豫,那麼一個英武可教的孫兒自然會激發“自幼嘗以英傑自許”的他的惺惺相惜,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當時胤禛已經44歲,在當時已經不算年輕。皇位繼承是最重要的問題,作爲一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會考慮到更長遠的未來。當然弘曆只是胤禛得以繼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其本人深獲父親的賞識。胤禛幼年時由父親親自撫養,這在康熙皇帝的諸多皇子中非常罕見;他多次代表父親承擔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務。同時,他的競爭對手、同母弟胤禵與康熙皇帝極爲痛恨的皇八子關係非常親密,屬於政治上的同盟者,他們是廢太子胤礽的死敵,而康熙皇帝一心想保全胤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將皇位傳給皇八子黨的成員。

康熙皇帝“遺詔”能證明雍正繼位的合法性嗎?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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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合法繼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剛從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圍打獵,十幾天後感到身體不適,於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暢春園,並讓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幾天後,他的病情惡化,於凌晨召諸皇子與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宣佈:“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着繼朕登基,繼皇帝位。”隨後胤禛從南郊趕回,一天內三次請安。

另據朝鮮使者的記載,康熙皇帝在臨終前還召見過大學士馬齊,還囑咐“胤禛第二子(弘曆)有英雄氣象,必封爲太子”,且他當面要求胤禛豐衣足食供養廢太子、皇長子,並且要封廢太子的嫡長子、他所鍾愛的孫子弘皙爲親王。

這些都在後來得以實現:雍正皇帝剛繼位9個月,即“召諸王滿漢大臣入見,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藏於乾清宮最高處,即立弘曆爲皇太子之旨也”;弘皙則在康熙皇帝去世第二天封爲郡王,六年後成爲同輩中的第一位親王,比已經被祕密立爲皇太子的弘曆晉封親王還要早五年。

當然,以上這些敘事,很多來源於雍正皇帝主導編纂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因此未必客觀,但好在康熙皇帝爲孫子弘曆算命的記載,來源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發現的原始檔案,朝鮮使者的傳言來源於《朝鮮李朝實錄》,這些都不是雍正皇帝可以控制的信息,後者還得到了事實證明,因此可以有很大把握地判斷,雍正皇帝的繼位,正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意願,是合法的,根本不需要一份官樣文章的遺詔作爲證據,而篡位論者卻沒有任何可靠的直接證據證明他們的論點。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準確地復原歷史,但起碼可以給出一種更符合基本邏輯的描述,而不是隻圍繞着無關緊要的遺詔團團轉,十多年來一次次地炒作,但辨別事實與論證能力卻沒有進步。試想,媒體如果在發表這一新聞前簡單地搜索一下,就會知道這僅是一個重複多次、了無新意的陳舊故事;如果多采訪幾位清史專家,有兩個以上可靠的獨立信息來源,而不是隻聽一面之詞,也不會下如此草率的結論。

一般人通常沒有時間與能力去辨別真假良莠,爲了獵奇而一次次地複製轉發,不能給這個社會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與思維能力的訓練,因此新聞的核實才更加重要,因爲它是陳陳相因、以訛傳訛傳播的源頭。現代社會不患信息太少,而患信息太多,它們大多是這一類被無數次複製轉發的冗餘信息,而真正原創的、有價值的信息與觀點卻少之又少,並且常常被淹沒在冗餘信息的海洋中。近十多年來,“康熙遺詔”一次次被“發現”與炒作的故事正是這一現象的最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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