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侍衞有哪些?清朝為何要制定漢侍衞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清代的侍衞中，不僅有三旗侍衞和宗室侍衞，還要漢侍衞。奕賡在《侍衞瑣言》中曾談到漢侍衞都是通過武舉選拔出來的，但事實上，根據清代官書檔案記載，除了通過武舉選拔出侍衞以外，還有遣子入朝、督撫舉薦、水師侍衞等多種方式。漢侍衞的多種選拔方式也很好地和綠營制度相結合，從而促使中央更好地控制住綠營軍。
清朝進入中原以後，面臨的最大兩個問題分別是如何征服其餘勢力和恢復社會秩序。為了討伐其他勢力，清政府先後派出了多位親王前去分別征討李自成、南明福王和四川張獻忠等勢力。
而且清政府不僅進行軍事征服，還使用招降和安撫等手段來穩權。當軍事行動不斷擴大以後，清廷中也迎來了不少新的文武官員。而為了確保這些新官員，特別是手握重權的高階官員的忠誠，清政府下令讓三品以上京官和外地任職的總督、巡撫、總兵等，各自派遣一名親子或親弟入朝擔任侍衞。
很顯然，清政府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將這些高階官員的子弟留在朝廷中作人質，利用這樣的約束和官爵的誘惑來使其為國盡忠效力。雖然該指令沒有明確表明是專門為漢籍高階官員子弟下達的，但真正執行該指令的幾乎都是舊明漢官，由此可知，這道命令主要針對的就是漢籍官員。
比如明末清初時期，任鎮守湖廣荊州等地的總兵官鄭四維就是其中之一。這個鄭四維原本是明朝的總兵官，他先是降順，後來又投靠了清朝，立場一直搖擺不定，這是大部分明末清初武官的寫照。而當他收到命令後，便遣送了他的親弟弟入朝侍衞，用這樣的方法來獲得更高的個人利益。
清朝統治者就用這種遣子入朝的制度鉗制住了很多高階武將，比如張儒秀、張尚、胡章等人。除了在外地任職的高階武官以外，還有在京的高階文官也必須按照要求遣子入朝侍衞，比如大學士宋權等。
對於漢籍官員子弟來説，入朝侍衞並不是真正踏上了仕途，而只是一種政治態度而已。但即便是利用兄弟子侄來作為聯結的樞紐，若是發生利益衝突時，其結盟關係也會迅速瓦解，畢竟這種關係並非出自自願，關係極其脆弱，所以這種制度並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
從總體上看，遣子入朝制度確實讓清政府在短期內掌握了投降官員和軍隊，並迅速穩定了局面。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制度正逐漸淡化質子含義，成為了皇帝鼓勵大臣的一種手段。比如雍正帝就曾以鼓勵武官兒子的方式來激勵他繼續努力。由此可見，此時的遣子入朝制度已和清初時的意義大不相同了。漢籍官員遣子入朝主要是為了贏得皇帝的信任，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但這種選拔侍衞入朝的方式還是少數，大部分漢人仍需通過武舉等方法來成為侍衞。
為了選拔漢侍衞，清政府特別設計了有助於中央集權的方式，即由督撫推舉千總和水師侍衞的選授和分發。第一種，督撫推舉千總。皇帝為了掌控人事權，會定期引見官員。比如中下級官員因為升遷調補而被引見等。
在雍正二年時，雍正帝規定：“命直省督撫提鎮，各於標下千總內，挑選弓馬人才好者一員，保送引見，以侍衞補用。如千總內不得其人，於把總兵丁內挑取，即授為千總，送至京師。”由督撫舉薦擅長弓馬騎射的人進京擔任侍衞，不僅使得漢籍武官有機會升轉，還能加強皇權對武官人事權的影響力。
雖然朝廷為了避免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導致官僚腐敗，從而制定了很多措施來集權，但還是出現了嚴重的濫權現象。而朝廷制定的引見千總保舉侍衞制度，雖然不能完全杜絕官員濫權現象，卻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地方官員將挑選出來的人員送入朝廷，朝廷再將這些人集中到京城，進行侍衞選拔，最後再把選拔好的侍衞送到各地去任職。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避免侍衞一直效力於某處，從而成為某些官員的私人將官。
侍衞原本是保護皇帝的禁衞軍，到了清朝時期，不僅成了滿族世家子弟升遷的一種途徑，也逐漸成為了漢籍武官的一種升遷途徑。受到督撫舉薦的武官成為侍衞後，進入中央，再通過兵部被分配到各地任職。而一般通過這種方法升遷的大多都是中下級武官，通過加強對中下級武官的任命權，能夠使軍隊的控制力有所加強。
第二種，督撫保舉水師侍衞。八旗官兵擅長陸戰，卻不善水戰，因此，朝廷特別重視水師官員的選拔。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時候，議準福建、廣東二省“武進士、武舉、生監或兵民人等，有熟諳水性，練習水師事宜，願隨官兵出洋、巡哨效力者，該督撫預先列名諮部。果能擒殺賊眾，立有功績，該督撫保題引見。”到了雍正年間，還設置了水師侍衞的官缺，並制定了選拔方法。由於雍正帝覺得“武弁中熟習水師之人，甚為難得”，因此便規定各省預備保舉註冊人員，水師營也可以不用避開本省人員。
閩浙總督高其倬曾經提出了選拔水師人才的三個標準，但能夠符合這三個標準的人，只有自幼生活在沿海地區的人，比如福建、廣東兩省的居民。這兩省多山多丘陵，沿海百姓大多以漁業為生，水性極佳，最適合水上作戰。所以雍正帝在設置水師侍衞時，特別給予了這兩省一些優待。但這樣一來，水師就要完全依靠漢籍官員和綠營官兵，這對於清政府來説卻是一塊心病。
可是八旗官兵中根本沒有真正熟悉水師事務的良才，這令皇帝極為惱怒，甚至把八旗水師營中最大規模的天津水師營都給撤了。由於水師侍衞是水師官兵的候選人，因此，清政府特意把挑選出來的侍衞送往有水師的省份去學習水師事務，從而培養更多水師人才。
漢侍衞的選拔其實並不是以民族來選的，而是以選拔方式的不同來定義漢侍衞的。漢侍衞的來源是以武科甲的方式進行選拔，不管是滿族人還是漢族人，所有武科甲出生的侍衞都稱為漢侍衞。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無疑以漢人居多。畢竟滿族只是一個少數民族，人數有限，當清朝進入中原後，為了治理好如此龐大的帝國，在權力分配上自然也要一定程度上地給予人口眾多的漢族，才能維持政治的穩定。
為了吸引漢人效忠清政府，從順治朝開始，便重開了武舉一科，這時的武舉考試只准漢人蔘加，卻不允許八旗參加。後來雖然逐漸也允許滿族和蒙古族參加武舉，但時間卻很短，很快又被停止了。故而真正從武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大部分都是漢人，所以相對於三旗侍衞和宗室侍衞來説，漢侍衞才是漢人升遷的主要途徑之一。
清政府吸收了明代武舉制度，並結合具有滿洲特色的侍衞制度，在發展了六七十年後，才逐步完善出了清代特有的“漢侍衞”制度。由武進士出身的漢侍衞在宮廷中任職三年後，便由主事大臣出題和保送引見，對這些侍衞進行等級劃分，並分別錄用。根據史料記載，一、二等漢侍衞任職三年為期滿，三等和藍翎侍衞則以四年為滿。
因為藍翎侍衞人數最多，所以在補授規定中，滿洲藍翎侍衞和漢藍翎侍衞實行一體簡放，這樣一來，這些侍衞要升遷就困難多了。特別是嘉慶十八年恢復了滿人、蒙古人和漢人一體考試後，滿人、蒙古族武進士和漢侍衞在管理上出現了很大的歧異。最終嘉慶帝規定“嗣後遇有此等滿洲、蒙古考中武進士挑取侍衞者，一切升轉得項差使，俱照滿洲侍衞辦理。”由此可見，嘉慶帝是以身份來區分漢侍衞，而非以制度來劃分的。這種歧異直到道光十五年時，清政府再次規定滿洲和蒙古武進士的管理必須與漢武進士一致，至此，清朝的“武科甲漢侍衞”制度才真正定型。
清代漢侍衞制度的最大作用就在於它將銓選權力集中在中央。皇帝以分發或月選缺為理由，將漢侍衞分發到各地任職，從而極大地削弱了疆臣的人事權，避免疆臣的權力過大而影響到朝政。而漢侍衞雖然在宮廷中的地位不如滿人，無法像三旗侍衞那樣獲得核心地位，但由於他們有固定的月選缺模式，能夠得以外任，使得他們在地方上更容易得到地方督撫的青睞，進而受到保舉。
總體上來説，漢侍衞制度是清政府為了加強對綠營經制兵職官選補權的控制而實行的一種方式，通過漢侍衞靈活的特性，中央鉗制了降官，鼓勵綠營武官選取漢侍衞，並把武科甲出身的漢侍衞分發到各處任職，這種種措施都顯示出了中央在不斷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和滲透。
漢侍衞制度在清代經過了多元化的發展後，逐漸展現出了統治者為了應對複雜的政治環境變化而作出的各種措施。這些措施不僅讓漢籍官員有了晉身的途徑，還成為了統治者限制地方官員的手段。
但再成功的制度也抵不過時間的遷移和環境的變化。到了晚清時期，由於外國勢力的入侵和地方叛亂，不僅綠營失去了其經制兵的地位，就連與之相配合的漢侍衞制度也逐漸敗落崩潰。所以最終，在清末裁撤綠營的同時，漢侍衞制度也被廢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