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為跌宕起伏的時代，伴隨新航路不斷開闢的同時，是對新大陸資源的野蠻掠奪與人口遷徙。其在西歐地區引起了商業革命與價格革命，促使了西歐封建經濟體制的解體與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也是西歐國家崛起，我國落後於西方的重大轉折點。
我國現今約有14億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19%。有人預計，如果是中國率先實現了大航海，那麼華人將會佔到世界人口比重的40%左右(這也是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歷史峯值)。那麼我們為何又會與大航海擦肩而過呢?尤其是鄭和七下西洋，其規模遠非麥哲倫、哥倫布可比，其時間又早於西歐各國。
第一，我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大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我國雖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也不缺乏優良的海港，卻大多都閒置不用。朝廷經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並讓沿海居民內遷。我國在歷史上居統治地位的近乎都是北方人，近代以前，北中國的南北的交通運輸主要是依賴於運河，而非海路。京杭大運河曾造就了一批繁華的城市，如揚州、淮陰、古泗州、臨清等，卻無一真正意義的港口城市(大連因俄國而興港，青島因德國而興港，今連雲港的主城區離港口約有30公里)。
我國真正能夠跟海洋民族扯上點關係的是閩粵人，而居統治地位的北方人對其不擅長的航海領域帶有先天性的恐懼感。就猶如滿清入關後，其對火器研究的打壓與蔑視是同樣的道理。滿清是以騎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心就來源於騎射。如果你跟他們講火器等這些他們陌生的領域，他們完全玩不過你們，還能保持啥武力的自信心?索性，不玩火器，一概比騎射，你們農耕民族的騎射還能玩得過遊牧漁獵民族的騎射?所以，中國歷史上的長期禁海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朝貢貿易”的體制，使得航海沒有利益支撐。西歐國家是因為“窮”而大航海，航海是為了“脱貧致富”。而我國卻是因為“炫富”而“大航海”，最終因國庫空虛而廢止了“大航海”。鄭和下西洋的實質意義上就是到處宣揚“我是土豪”而到處撒錢，而隨之也迎來了一大羣南洋島國前來天朝朝貢，而天朝都是秉承“厚往薄來”的原則，以其值數倍甚至十數倍相償。
“朝貢貿易”的實質，就是你叫聲“爹”，我給你“壓歲錢”。結果，很多小國三天兩頭過來喊“爹”騙“壓歲錢”。長此下去，就使得天朝的財政越來越捉襟見肘，天朝便越來越懼怕小國們的朝貢，於是便下令為體恤邊遠小國朝貢之路勞頓之苦改一年一朝為兩年一朝為五年一朝，漸漸地希望永遠不要來朝貢更好。如明人劉大夏便説： “ 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這種指責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鄭和下西洋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實質改變，更沒有開創一個新的時代，只是無實質的意義的財政消耗而已。
第三、上層階級無組織真正意義上的“大航海”的動機。西方大航海是因追求利益而興起，其背後有各國政府的支持與組織。而中國的上層階級，公開場合都羞於談“利”，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天朝上國奉行的是“仁義之道”，又怎麼去追求“利”(掠奪)呢?其實質就是對外邦的“仁義”與“奉獻”都要於國內的百姓來買單。天朝是大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雖百姓未必富足，但在總量上是巨大的。上層階級在本質意義上是不太缺“銀子”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賠得銀子再多，慈禧太后每餐該上多少道菜，還是一道不會少的。這樣的上層階級，其跟更龐大的貧寒階級就沒有共同的慾望(大航海)。
而西歐國家，其國較小，其國內就較為均“窮”，許多西歐王室也很缺“銀子”，也常常要找商人“借銀子”。如此，就會形成“上下同欲”。而讓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都參與到大航海中來。
第四、中國的航海技術其實也遠較西方落後。我們都知道唐朝鑑真東渡日本的故事，東渡六次才成功，勵志故事的背後也是唐朝時期航海能力的體現。我國航海能力得到大力提升的時期，是宋元時期。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空前繁盛，隨之泉州、寧波等真正意義上的港口城市才得以誕生。但是，在宋元時期，把持泉州等港口商貿的卻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即色目人)。蒲壽庚家族(色目人)被稱為“泉州的土皇帝”。
朱棣之所以選擇鄭和為下西洋船隊的領隊不是沒有原因的，鄭和即是穆斯林。在鄭和之前，並沒有華人遠洋航行的記載。所以，鄭和的船隊中應該有大量的穆斯林，且鄭和的航線都是阿拉伯人商人到經常往返的航線(無論是最遠到達的東非，還是最多抵達的今印尼、馬來亞等地都早已皈依了穆斯林)。且鄭和的航線是利用洋流，貼着海岸線航行，且困難程度跟哥倫布橫跨大西洋、麥哲倫環球航行等是遠遠不能比的。
跟農耕民族的騎射比不過遊牧民族同樣的道理。與腓尼基、迦太基、古希臘、維京人、及後來的威尼斯人、熱那亞人這些航海民族相比，中國的航海技術其實一直都是落後的。這從同時代東西方的製圖水平的差距就可以輕易地看的出來。航海能力不是光比船隻大小的，南太平洋的一些島嶼土著可以駕駛簡易獨木舟橫跨太平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