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六年(公元228)諸葛亮親率大軍進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個關中地區震動，魏明帝曹睿親率大軍坐鎮長安，命令大將張郃率軍抵擋，諸葛亮派馬謖督帥諸軍前衝，與張郃戰於街亭，馬謖違背了諸葛亮的作戰部署，行動失當，被張郃打得大敗，丟失了街亭，諸葛亮進攻失去了依託，只好退回漢中，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斬馬謖的典故，《三國演義》據此還增加了一處空城計的故事，京劇更是把這些故事整出了三個劇目，合起來稱為《失空斬》。
諸葛亮街亭失敗以後，要求劉禪給予處罰，劉禪寬慰了他，但諸葛亮沒有接受，而是來了一個自貶三級，劉禪只好同意，將諸葛亮降為右將軍，但仍然行使丞相職權，所管轄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樣。
自古以來，處分都是組織對個人，上級對下級，像諸葛亮這種情況還真是少有，封建時代實行的都是家天下，實行的是一人統治，皇家就是組織，皇帝再無上級，只有他有權處分別人而不被處分，甚至對他的功過得失都不能議論，只有漢武帝搞了一個像是“檢討”一樣的詔書，後人稱之為“罪己詔”，不過，這只是就事論事，並不牽扯到處分問題，更不會有降級一説。
除了這個人，大臣們只能是提出要求，貶不貶，最終還是皇帝説了算，而諸葛亮已經向皇帝劉禪提出處分請求，劉禪並沒有批准，諸葛亮為什麼一定要自貶三級呢?
説這種情況少有，不是沒有，先看看有過的先例，曹操“割發代首”。
曹操經常率軍出征，有一次經過麥田，下令説：“士卒都不要損壞麥子，有違反此令者處死。”結果別人都沒有違反，偏偏是曹操的馬受到了驚嚇，竄進了麥地裏，曹操招來主簿論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應對説：自古刑法是不對尊貴的人使用的，曹操説：“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違反，又如何能統帥下屬呢?然而，我身為一軍主帥，是不能夠死的，請求對自己施以刑罰。”因此，曹操拔出劍來割下頭髮扔在地上。
必須説明，曹操割發的確是一種刑罰，在古人來説，“人之髮膚受之父母”，是不能隨隨便便説割就割的，刑名當中有一種髡刑，就是拔掉頭髮，所以説，曹操的這種自罰，雖然象徵意義更大些，但絕對不是“作秀”，而是實實在在的罰，不過，這當中有一個區別，一個疑惑。
區別在於，這時候的曹操已經不上朝參拜漢獻帝了，也就是説，曹操已經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權力，他就是皇帝，漢獻帝只不過是一個名字符號;而諸葛亮，雖然也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出師表語)”，但皇帝皇宮和丞相丞相府還是有區別的。
這就留下了一個疑惑，諸葛亮和當年的曹操一樣嗎?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肯定會有人説，諸葛亮和曹操絕對不是一碼事，這是大忠和大奸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那麼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這樣幹呢?
實際上，諸葛亮這樣幹就是在顯示權威，這時候的諸葛亮和漢獻帝時候的曹操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能夠“挾天子”的人，只不過，曹操已經把漢獻帝完全控制，漢獻帝只有一個皇帝的虛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經不知情，而諸葛亮的“總攬內外”的權力是皇帝劉禪“給予”的，諸葛亮所幹的大事情，需要給劉禪(皇帝)報告一下，區別僅僅在於，曹氏亡了漢家天下，諸葛亮輔佐的這個蜀漢君主是被魏國所滅。
諸葛亮既然已經擁有了絕對的權力，他還有必要再顯示權威嗎?要説有還真有，這主要是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李嚴，二是劉禪。
李嚴也是劉備臨終的託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劉備臨終託孤，李嚴和諸葛亮都是遺詔輔佐劉禪之人，劉備的意願是讓李嚴“統內外軍事”，但李嚴始終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軍事都不用李嚴“統領”，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軍事上出了問題，有了問題就要檢討總結，所以，諸葛亮如其讓人家説，還不如自己説，這就是他要向李嚴顯示的權威。
再説劉禪，剛當皇帝時年齡是十七歲，按當時的説法，他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因此，諸葛亮以他沒有執政經驗和能力為由，總管了“內外”一切政務，但這次事件發生時，劉禪已經二十二歲了，按道理説，即便是不發生過失，諸葛亮也早應該把權力還給劉禪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他上書劉禪，不是請求處分，而是直接決定“自貶三等，以督厥咎”，這時候的劉禪，就像是一個辦事員一樣，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蓋個公章就行了。
如果説，這僅僅是一種推論，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可以説明，姜維封侯，姜維是天水人，在諸葛亮這次北伐時，天水太守懷疑他有異心，將他關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諸葛亮，諸葛亮馬上任命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侯”，假如説，任命姜維官職是一種需要，而封侯，這是丞相的權力嗎?即便是在戰爭環境下，封侯必須有功，姜維又有什麼功勞?姜維封侯，諸葛亮根本就沒有請示。
這樣看來，諸葛亮自貶，就是在顯示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皇帝算什麼?皇帝只是他的“義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