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瓶泉居士等，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區)人，清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欽差大臣，因為主張嚴禁鴉片及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有“民族英雄”之稱譽。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誕生的110年近代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封建統治階級相互勾結的雙重壓迫，中國人民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重災難中。為了謀求祖國的獨立富強，我們的先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林則徐是“最早抵抗外國侵略的偉大的民族英雄”。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我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從林則徐算起進行了一百多年。林則徐不愧為中華民族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第一位最有影響的民族偉人。
林則徐雕像
林則徐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主要有三項：
第一，領導禁煙運動，主持了氣吞山河的虎門銷煙壯舉，捍衞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
第二，在鴉片戰爭中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堅持抵抗英國的侵略，極大地發揚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正氣。
第三，倡導睜眼看世界，積極瞭解和研究資本主義世界各方面的情況，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成為衝破長期閉關鎖國、主張對外開放的先驅者。
這三項功績，從根本上看：都是為了維護中國的獨立自主，謀求中國的繁榮富強，是與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密切關聯着的。
不僅如此，林則徐的這些作為，還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
本文將在簡要地回顧林則徐這些歷史功績的同時，闡明它們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影響。
一、禁煙
也就是嚴禁鴉片，在當時煙毒氾濫的中國是一項極端艱鉅的事情，有着很多很大的阻力。這些阻力不僅來自從鴉片貿易中牟取暴利的英國侵略者和中外鴉片販子，還來自清朝中央至地方層層借鴉片走私而營私舞弊受賄得益的大小官吏及社會上的黑暗勢力，同時更來自清廷親貴大臣和嫉妒林則徐聲望的權勢人物，如穆彰阿、琦善等人。當時，與林則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都為他接受這項使命而擔心，龔自珍還在送行的信中多方提醒和叮囑。但是，任何險阻都沒有動搖林則徐禁絕鴉片的決心。
多年來，他目睹鴉片煙流毒無窮，深知這個國計民生中最主要的禍害如不剷除，國家的前途將不堪設想。因而他雖明知“此役乃蹈湯火”也毅然受命南行，前往當時清政府指定對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和鴉片煙土大量走私入口的廣州，執行他的莊嚴使命。這種胸懷和氣概，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包括不存偏見的一些西方學者。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張馨保就認為：“林則徐對國家的真正貢獻是：他及時指出了鴉片對人民健康和國家的危害。”
嚴禁鴉片，儘管內外上下阻力重重，但卻獲得全國各階層人民羣眾的廣泛擁護，也取得有愛國心的官吏將領士兵們的一致贊同。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於1839年3月抵達廣州後，便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一起，嚴禁鴉片入口、販賣與吸食，限令外國鴉片商繳出所有煙土，並具結保證不再夾帶鴉片到中國來。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複雜的鬥爭，在林則徐嚴厲有力的措施下，英國駐廣州的商務監督查理義律不得不答應繳煙，隨後英國鴉片煙販一共交出鴉片煙土19187箱又2119袋，共重237萬多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則徐、鄧廷楨等在虎門海灘上，將這些鴉片全數當眾銷燬。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壯舉。
在為時23天的銷煙期間，不僅“沿海居民觀者如堵”，而且外國商人、傳教士、水手等也都獲准前來參觀。林則徐還當場接見美國商人京(或譯作經、金)、傳教士裨治文、船長弁遜等一行，向他們宣傳禁煙政策，説明嚴厲禁煙不影響中外正常貿易，要他們“永遠不可夾帶”鴉片，“專作正經貿易”。
事先，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國人“對於欽差大臣如何處理已經呈繳的鴉片，揣測頗多”。他們曾經預言這些鴉片將為林則徐等官員中飽私吞，“有許多人曾斷言，中國人不會銷燬一斤鴉片的。另外有許多人深信即使會真的燒煙，大部分鴉片一定會被偷去”。因此他們都懷着猜疑的心情，要“親眼看看銷燬鴉片”。前面提到的美國商人京便攜帶女眷和傳教士裨治文、船長弁遜等，駕船由澳門到虎門親往觀察。
經過認真的實地考察，回去後，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編的《中國叢報》上。他寫道：“我們反覆檢查過銷煙的每一過程。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出乎我們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個工作更為忠實的了。”另一個，美國傳教士衞三畏在他寫的《中國總論》一書上也説：“鴉片是在最徹底手段下被銷燬的……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這樣，林則徐贏得了原先抱懷疑態度的外國人的崇敬。
作為林則徐的對手、中國人民敵人的英國侵略者，在禁煙問題上也不能不承認林則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鴉片戰爭後，英國倫敦一座專門陳列世界名人、偉人的蠟像館裏，在大門右首，特為林則徐塑了一尊坐像。虎門銷煙後38年(光緒三年，1877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副公使劉錫鴻偕隨員等前往參觀，據他們看到，在林則徐蠟像前放着一張書桌，“攤書一卷，禁鴉片煙條約。上華文、下洋文”。
為此，劉錫鴻深有感慨地寫道：“夫文忠辦禁煙事，幾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圖息肩也，可謂知所敬。”馬克思在論述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的文章中，更充分注意到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他寫道：“中國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採取了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頂點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焚燬走私的鴉片。”
由此可知，林則徐在廣州主持的嚴禁鴉片運動和虎門銷煙壯舉在國際上產生的巨大影響。
二、林則徐在主持禁煙運動的同時也抓緊海防，積極整頓和加強軍事上的設備，以迎接英軍的偷襲和挑釁。他立足於戰，以有備無患的戰略思想對付蓄意發動戰爭的英國侵略者。
林則徐不同於一般的封建官僚，面對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既不虛驕，也不畏懼。在親自視察和調查的基礎上，他一方面認為“英人非不可制”，另一方面相信“民心可用”，從而樹立起對敵鬥爭的必勝信心。
林則徐認為英軍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早在道光十九年七月(1839年8月)，他就清楚地看到侵略者的長技是“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他認為敵人的這種優勢可以乘風破浪，取勝於外洋;而其短處則是他們的艦船大而笨重，吃水深至數丈，“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敵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他認為，對付它的辦法是避其長而就其短，“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倘若來到岸上，則“更無能為”。因此他深信“其強非不可制”，主張採取靈活機動的戰術，“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的方法來制服來敵;以夜戰和火攻的突擊方法來圍擾敵船。
到第二年6月，由他和巡撫怡良會銜發出的“安民告示”裏，就更進一步地發揮其“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發揚我方優勢，暴露敵軍短處的觀點。《告示》上説，英國“來兵即極多，亦不過一萬餘人為止。彼之數有盡，而內地兵用之不盡，不獨以十抵一，以百抵一，直以千千萬萬抵一，又何不能剿滅之有?”並且指出敵軍如敢進內河，就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阻礙：“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盡罄;三則軍火不繼，如魚處涸河，自來送死，安能生全?”
另一方面，林則徐通過實地考察瞭解到廣大人民羣眾中潛藏有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在給道光帝的奏摺裏寫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恨刺骨，即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保其身家，團練抵禦。”因此，他在注重水師訓練和招募水勇作為輔助外，同時鼓勵廣大民眾自己組織起來。他支持“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或由府縣僱覓壯丁以資捍衞”,並多次發佈告示懸賞，獎勵民眾勇敢殺敵，號召沿海漁民“羣相集議，購買器械，聚合丁壯，以便自衞。如見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準開槍阻止”。他讚許粵東漁人疍户以及濱海居民不畏風濤之險的勇敢精神，招募他們為水勇，進行操練，投入反侵略的戰鬥，並進而動員廣大民眾“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爾人人持刀痛殺”。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能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努調動各階層羣眾的愛國熱情，發揮他們保鄉衞國的積極性，確是難能可貴的。
1839年9月和11月間，義律多次率英艦進行挑釁，在九龍、穿鼻洋和官湧的多次戰役中，正是由於林則徐、關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備和將士們的英勇抗擊，而使侵略者無法得逞。林則徐招募訓練的水勇，夜襲火攻英國兵船，也取得相當的戰果。在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份主持禁煙和以後擔任兩廣總督期間，英國侵略者根本無法在廣東佔到什麼便宜。儘管有許多材料説明英國政府發動這場侵華戰爭首攻目標是舟山羣島而不是廣東，但林則徐在廣東領導和組織軍民進行卓有成效的反侵略鬥爭，使英國侵略者始終無隙可乘，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但是，林則徐的所作所為並不為清朝最高當局所賞識，由於嚴禁鴉片和堅持抵禦侵略損害了英國侵略者的利益，打亂了他們的如意算盤，在英艦北上大沽威脅下，道光帝罷了林則徐的官，給他加上“輕啟邊釁”的罪名。對於封建專制君主這種顛倒是非的行徑，人民羣眾是深為憤慨的。當林則徐被“奉旨革職”的消息傳開以後，“連日鋪户居民攀轅者填於街巷”，他們向林則徐贈送靴、傘、香爐、明鏡和“頌牌”等物以表示敬意。在“頌牌”上寫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恩留東粵，澤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對天”等。一個參加侵華戰爭的英國軍官在他的記事裏寫道：“若説林公雖然不為皇帝所喜，但是他卻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愛戴，這對於林公來説，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敵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手從來沒有被賄賂玷污過。在中國的政治家中，這種情形是聞所未聞的。”
此後林則徐雖處於逆境中，但仍密切關心時事，力所能及做了一些有益於抗英的事。1841年5月，林則徐被批准以四品卿銜赴浙江前線協助閩浙總督裕謙抗擊侵略者。他在浙江沿海前沿鎮海一帶地方積極參與前線的軍事防禦，考察各炮台、修築工事、研製大炮、戰船等，並將自己在廣東蒐集和研究的制炮技術以及八種戰船圖樣全部交給當地的技術人員作參考。但是在浙江僅僅一個多月，他又被革去四品卿銜，“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在赴新疆途中奉旨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大學士王鼎辦理堵口工程，第二年(1842年)春，東河河工告竣，仍被勒令西行。
林則徐是因堅持捍衞民族利益、堅決抵抗外來資本主義侵略而受遣戍的。但是這種極不公平的待遇並沒有絲毫削弱他的愛國精神和抗敵信念。隨着他的西行，他與戰場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他憂國憂民的情思卻越來越強烈。他熱切關注着戰事的進展，一路上多方打聽有關信息。奕經浙東潰敗、鎮江失守以及英艦長驅直入長江等條條戰訊，都牽動他的心，使他無限掛念。1842年9月上旬，他在到達蘭州後致友人信中痛切地表達了自己的心情：“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雖放逸，安能委諸不聞不見?……愈行愈遠，徒覺憂心如焚耳。”直到抵達伊犁戍所後，他還對“東南事局……無時不懸於心目間，不知何所終極。”他雖身遭放逐，但愛國之心不已。
這時他更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了抵抗英國侵略者的主張和辦法。其要點為：第一，籌計船、炮，建設水軍，力爭水上主動出擊，改變此前株守陸戰的打法;第二，立足於本地，招募當地壯勇，編練成精鋭武裝，作為禦敵的主力，反對遠調客軍。他不僅向一些友人講述上列主張，而且還一再向清政府建議。他總結自己的反侵略“八字要言”為“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殷切地期望長江的戰事能“大得捷音”，並提出自己的看法説：如果侵略者長期賴着不走，則“恢復之策”應是“扼要首在荊襄，須連結秦蜀以為之”。這就是説，應當在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與西北、西南各省的廣大地域裏與侵略者周旋作持久戰，而絕不能向他們妥協屈服。
對於林則徐堅持抵抗侵略及其戰略戰術，西方資產階級歷史學者多加以貶低和指責，這是不奇怪的。但是也有不囿成見，比較客觀地加以評論的，例如張馨保在20世紀50年代問世的《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就評論道：“許多歷史學者指責林欽差的總政策是落後的產物，這是不公平的。”他認為“強大的軍隊、優良的武器並不一定都能決定戰爭的勝負，歷史上有不少弱小一方獲得最後勝利的例子。”這就是説，他認為，鴉片戰爭並不一定以中國失敗告終，如果林則徐不被革職而主持抗英戰爭的話，中國就有可能獲得勝利。他特別讚賞前述林則徐關於“扼要首在荊襄，須連結秦蜀以為之”的持久戰主張，認為這種戰略思想“與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對抗日本人的戰爭中所實行的戰略十分相似”。他接着寫道：“許多有頭腦的英國人認為，如果中國採取這一戰略，英國的遠征就會遇到危險，他們對此感到擔心。”然而，事實不可能是這樣。他説：“林則徐是為錯誤的主人服務的忠誠的政治家，是早出生一個世紀的理想主義者。……所以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正直、有才幹、有遠見的人，無論如何努力，也是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因此，他認為：“隨着越來越多的文件被發現並得到研究，西方歷史學家們將不得不重新評價林則徐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
是的，以林則徐的愛國熱誠和他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揚長避短的戰略戰術，如果得到實行的話，是可以取得應有的成效的。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清皇朝政治機構從上到下日趨腐敗的情況下，林則徐是無能為力的。林則徐是失敗了，但是，隨着歲月的推移，他的價值卻愈益被人發現和認識，包括原來貶低和奚落他的西方學者。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敢於向堅船利炮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作不妥協鬥爭的帶頭人。他在鴉片戰爭時期代表了中華民族不屈服於外來壓迫勢力的崢崢骨氣。中國人民高度評價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抵抗侵略的光輝表現，讚賞他對外來侵略者堅韌不拔、絕不妥協的鬥爭精神。
三、林則徐是近代早期先進的中國人的光輝代表。他的偉大和傑出還在於首開了近代中國瞭解世界、學習西方之端，成為衝破長期閉關自守，主張對外開放的先驅。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世界大勢和各國情況茫然無知。封建統治者與知識界中一般人士視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形成與世隔絕、妄自尊大的局面。林則徐起初由於對外國很少接觸，對中國以外的事物缺乏瞭解，這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不自滿於現狀，到廣東以後，在鬥爭的需要下，他認真學習，非常重視瞭解和研究西方，倡導要睜眼看世界。
為了“採訪夷情”，他到廣州後不久，即物色和組織了一批當時還很少有的通曉外文的人才，從外國報刊上搜集有關資料編譯成《澳門新聞紙》，並“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在他到廣州後的兩年中，即使後來被革了職，組織翻譯西書、西報的工作一直都堅持下來沒有停頓過。除了編譯外國報刊彙編《澳門新聞紙》，分類整理專題式的報導資料《澳門月報》外，還請人譯述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將它編輯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世界地理大觀，它介紹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概況，成為後來魏源編輯《海國圖志》的藍本和基礎。
此外，他還組織有關人員摘譯西方報刊上議論中國的資料輯成《華事夷言》，連同《澳門新聞紙》、《澳門月報》一起發給手下的官員閲讀和參考。他還請人摘譯瑞士人瓦特爾關於國際法的著作編成《各國律例》，摘譯英國僧侶池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等書，在實際鬥爭中參考應用。通過這些，他制定了“控制之方”，也就是有針對性的鬥爭策略。林則徐在被革職後向新來廣州的靖逆將軍奕山和兩廣總督祁貢介紹情況時曾特別強調説，從外國報刊書籍翻譯過來的資料，“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不僅如此，他還請人蒐集和翻譯西方關於大炮瞄準法等新式武器製造方面的應用科技書籍，以學習外國的先進軍事技術，改進和提高清朝軍隊的武器和作戰能力，並在廣東防務中加以應用。
《海國圖志》
林則徐瞭解“夷情”，目的十分明確。瞭解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全在於應用：“盡得西人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以抵抗外來侵略。這個指導思想在魏源後來受林則徐委託根據《四洲志》擴充而編成《海國圖志》中被概括為“師夷長技以制夷”，它對當時和後來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林則徐倡導的“師夷長技”，還主要侷限於軍事技術方面。在當時外敵來侵的緊急狀況下，為了改變中國因落後而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只好先從軍事技術向先進的敵人或外國學習，然後再求推廣及於經濟、生產等各個領域。
“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指導思想區分了林則徐、魏源等一些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與一般封建官僚閉目塞聽、抱殘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間的界限，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此，當時西方輿論曾評論道：“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系聰明人，不辭辛苦，常時習用，記在心中。於今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封信，好似初學知識之效驗。”
林則徐主張學習西方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國內，它開闢了中國人走向世界，學習和研究西方的長處用以振興中華的道路。自林則徐、魏源、姚瑩等開始，到提出“自強求富”的洋務派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等，主張維新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馮桂芬、薛福成、鄭觀應等，以至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發動者康有為、梁啟超等，莫不是在林則徐的思想影響或啟蒙下向西方學習的。儘管他們學習的成績不一樣，所產生的效果很有參差，但他們都是沿着林則徐開闢的這一條路走的。特別是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基礎上編輯而成的《海國圖志》所產生的影響更為直接和顯著。梁啟超在他1924年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甚至認為：“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脱離淨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
林則徐學習西方的思想，在歐美學者中一般都是予以肯定的。被西方學術界推為研究鴉片戰爭最重要代表作之一的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評論説：“在所有19世紀的中國政治家中，林則徐的形象和影響都超過了其他的人。鴉片戰爭對中國國內的發展和外交關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曾國藩、李鴻章早二三代人的時間(原文如此——引者)，林則徐就已提出提倡和發動了向蠻夷學習的自強運動。”他認為：“如果説曾、李二人精於完成可行之事，那麼林在預見勢在必至之事卻超過他們。”
在國外，林則徐學習西方與“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對當時處於與我國類似狀況的日本影響尤為顯著。日本士人對林則徐極為崇拜。早年在英國留學達10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家井上馨1877年再度訪英時在倫敦會見清政府駐英正、副公使郭嵩燾、劉錫鴻時就直率詢問：“中國尚有林則徐其人否!”當劉錫鴻答以有曾國藩、左宗棠時，井上馨則以“否、否!”表示這些人都無法與林則徐相比。《海國圖志》問世後於19世紀50年代初即傳入日本，兩三年內，日本國內進行部分翻刻的版本竟達20餘種。《海國圖志》在日本流傳，促使日本愛國者驚醒，他們從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吸取教訓，認識到閉關鎖國只能導致危亡，而積極向西方學習，提倡變法圖強以抑制西方侵略，從而對明治維新起了啟迪和推動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則源有以發其機也。”
由此可見，林則徐為近代中國第一代先進的中國人，他倡導的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的長處，亦即對外實行開放的思想之深遠影響，直至今日。對於新中國正蓬勃發展走向更加繁榮富強的改革開放時期，為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同樣是一個有益的啟迪。當然，我們今日學習西方已不僅僅滿足於為了抵禦西方的侵略，也不侷限於軍事、國防上的先進科技，而是為了更好地振興中華，使社會主義祖國在鞏固獨立自主地位的基礎上更加繁榮富強。
綜上所述，林則徐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地位，是與他立下的功業和表現的凜然民族正氣、偉大的愛國精神分不開的。林則徐是近代中國和世界的偉大人物。他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同一切偉大的人物一樣，林則徐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侷限，但那些畢竟是次要的。他的豐功偉績彪炳史冊，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