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詩話》是系統論述詩歌藝術理論的詩話著作。南宋嚴羽著。原書爲1卷,向來多附刻於詩集《滄浪吟卷》(現存以明正德間尹嗣宗刊本爲最早)或《滄浪集》,其單行本被收入近20種叢書,諸本大率相同,惟末附《答吳景仙書》間有刪去者。主要注本有:胡鑑《滄浪詩話注》,重在所論之詩的採輯及詩人時代仕履;胡才甫《滄浪詩話箋註》,除採用胡鑑注外,兼釋詞義,並引後人申闡辨駁之語;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校、注、釋相結合,集古今注釋評論之大成,頗多個人精到之見。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縣)人,南宋詩論家、詩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蹟不詳。據其詩作可推知他主要生活在寧宗、理宗在位期間。他與同宗嚴仁、嚴參齊名,號“三嚴”;又與嚴肅、嚴參等8人同以詩成名,號“九嚴”。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隱居家鄉。從其言論看是個頗有膽識、亦頗爲自負的人。著有詩集《滄浪吟》(或稱《滄浪先生吟卷》、《滄浪集》) 2卷,共收古、近體詩146首。
《滄浪詩話》全書由 “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5篇組成,從詩歌內容到形式,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詩話後附《答吳景仙書》系針對該書在當時引起注意和爭論的一篇答辯文字。
《滄浪詩話》主旨,主要集中在“詩辨”一篇。它們禪喻詩,重在詩歌意境的探討,提出了“真識”、“妙悟”、“別材”、“別趣”、“入神”及“興趣”諸說。此篇開宗明義指出:“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作者認爲 《楚辭》 以至盛唐名家之作均屬 “妙悟”,並尤其推崇李、杜之作,視之爲詩家經典;作詩者必須熟讀這些作品,“醞釀胸中”,才能 “悟入”。嚴羽 “以禪喻詩”,目的是要“說得詩透徹”(《答吳景仙書》),禪道與詩道存在着共同規律,那就是“妙悟”。所謂“妙悟”,系針對學力而言:“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只有識出詩道真諦,把握詩歌審美特徵,纔可能成爲創作的內行。盛唐詩歌高妙之處,正在於其天然本色。嚴羽在 “真識”說的基礎上,倡導 “妙悟”,即通過從 “悟”到 “妙悟”、從 “漸悟”到 “頓悟”的過程,領悟詩歌的特性,使創作達天然渾成的最高境界。在論及詩歌審美特徵時作者指出:“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 這段話以 “盛唐諸人” 和“近代諸公”的經驗爲根據,從正反兩方面對創作規律作出了深刻而透闢的闡述。“別材”指的是作詩另具有某種特殊才質,亦即詩人把握詩歌藝術規律的能力;“別趣”係指詩歌“吟詠情性”的審美情趣和藝術魅力。嚴羽所言之“理”與“趣”,屬於認識上的兩個範疇,讀書窮理,屬於理性範疇;別材別趣以吟詠情性,屬於感性範疇。他認爲詩屬於感性範疇,但不惟不排斥理性,相反認爲要寫出好詩非讀書窮理不可。而讀書所窮之理不能直接說出來,要求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感興的表達必須通過 “意興”而不能 “叫噪怒張”。所謂“意興”也就是“興趣”,指的是意境的創造,所謂 “別材”“別趣”和 “妙悟”也都與意境有關。
嚴羽主張作詩“當以盛唐爲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極力標舉李、杜,而以 “入神”爲詩歌的最高境界。他指出: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又將詩歌風格分爲 “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悽婉”九品,九品又可以概括爲優遊不迫和沉着痛快兩大類。他所以標舉李、杜,就在於二人不僅主要是沉着痛快,也有優遊不迫的一面,在於二人可以全面代表唐詩的成就;優遊不迫乃陰柔之美,沉着痛快屬陽剛之美,而“入神”則是二者融匯結合的最高境界。李、杜詩歌雖各有所長,但都兼這兩方面,是這種最高境界的體現。
“詩體”篇主要探討詩歌體制和流派發展演變的歷史,較全面勾勒出古代詩歌發展的線索和輪廓。嚴羽說: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此 “四變”,簡明地反映了 《詩經》以後中國古代詩體發展演變的四個階段。又從多種角度概括各體:有“以時而論”(將唐詩發展分爲初唐、盛唐、大曆、元和、晚唐五體,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唐詩分期論)、“以人而論”;有以別集命名如 “選體”、“玉臺體”、“西昆體”、“香奩體”; 有以字數而分; 有以格律而分的 “古詩”、“近體”; 有以樂府歌辭而論如 “謠”、“吟”、“詞”、“詠”、“曲”等; 亦有以 “嘆”、“愁”、“哀”、“怨”、“思”、“樂”、“別” 而命名者; 還有一些 “雜體”。
“詩法”篇闡述詩歌創作技巧與法則,頗多經驗之談。如提出“學詩先除五俗”、“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字不必拘來歷”等等,這些見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江西詩派、四靈詩派的弊端而發的。
“詩評”篇是詩歌批評論,品評漢魏以來歷代詩人詩作,而以唐詩爲主。嚴羽說: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此爲進一步闡述“詩辨”篇中“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的理由。所謂大曆以前、晚唐、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云云,系就時代詩風之異而言。嚴羽評詩標準,除時代關係外,更重於個性的分別。如關於李、杜比較,他認爲:“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李、杜優劣論起於元、白,李、杜不當優劣論起自韓愈,對李、杜加以比較研究指出其各具特色而不當優劣論,則自嚴羽始。其他如 “高岑之詩悲壯”,“孟郊之詩刻苦”、“憔悴枯槁,其氣侷促不伸”,“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云云,均不失精當。
“考證”篇是對作品、選本及字句真僞、舛訛的辨證和考訂。
《滄浪詩話》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它吸收、綜合前人與當時人的論詩旨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詩論體系。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觀點明確,淺顯易懂,即所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 《答吳景仙書》)其詩歌理論上的貢獻,有以下諸端:發前人之未發,從藝術的角度提出揚唐抑宋的觀點; 從詩歌內部藝術規律出發第一次對唐詩加以分期,並明確主張“以盛唐爲法”;對李、杜加以比較研究,指出其各自特色,不可以優劣論之,並明確提出 “論詩以李、杜爲準”;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以禪喻詩的意境論,其要點在於“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要有“理在其中”而又無跡可循的意興即意境。嚴羽禪悟之說,雖爲時人習見之論,但經其加以組織發揮,使之系統化,理論化,此亦爲其論詩之長。
嚴羽詩論也存在脫離思想談藝術的弱點,過分強調學習古人(唐人),幾視之爲學詩的唯一門徑。甚至說:“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詩法》)這就走向摹擬復古的極端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 而馮班作 《嚴氏糾謬》1卷,至詆爲囈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竟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爲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儘管 《滄浪詩話》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弱點,人們對它的理解又是各以其情得之,但它無疑對後世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明代詩人及論家如高棅編選《唐詩品彙》以及前後七子主張“詩必盛唐”,王世貞、胡應麟、胡震亨等人對李、杜的比較研究等等,均直接受其影響。清人對嚴羽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像王士禛《帶經堂詩話》那樣降心師法的人並不多;如馮班那樣全盤否定的人也不多。多數人是採取分析態度,如錢謙益曾多次指出嚴羽詩論的流弊,卻也承認其區別唐宋的歷史功績。要之,明清詩論家中很難找出一個不受嚴羽詩論影響的人。
當代學術界對此書的研究成果可謂豐厚,各種詩論專著和文學批評史著作均有詳盡深入的研究。至於評價,概而言之,多數論家認爲嚴羽詩論是王孟派(或稱出世派)在詩論上的代表;嚴羽詩論具體說來不乏精闢見解,總的說來屬於唯心論;滄浪最大的病處,在於“其論詩只能從藝術風格上作唯心神祕之談”。(郭紹虞《宋詩話考》)而另有部分論家則認爲嚴羽標舉盛唐,最嚮往的是以李、杜爲代表的壯美境界,而非王孟柔美一派; 以禪喻詩,主張妙悟,提出別材、別趣、興趣、意興,皆非故作玄妙,而是竭力要把玄妙的東西說得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