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宋代〕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樑，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樑。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樑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唉!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天命決定的，難道說不是人事造成的嗎?推究莊宗取得天下的原因，與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傳說晉王臨死時，把三支箭賜給莊宗，並告訴他說：“樑王朱溫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與我約爲兄弟，可是後來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樑。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恨。交給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記你父親報仇的志向。”莊宗受箭收藏在祖廟。以後莊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隨從官員，用豬羊去祭告祖先，從宗廟裏恭敬地取出箭來，用漂亮的錦囊裝着，揹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
當他用繩子綁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裝着樑國君臣的頭，走進祖廟，把箭交還到晉王的靈座前，告訴他生前報仇的志向已經完成，他那神情氣概，是多麼威風!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安定，一人在夜裏發難，作亂的人四面響應，他慌慌張張的出兵向東逃跑，還沒見到亂賊，部下的兵士就紛紛逃散，君臣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裏去好;到了割下頭髮來對天發誓，抱頭痛哭，眼淚沾溼衣襟的可憐地步，怎麼那樣的衰敗差勁呢!難道說是因爲取得天下難，而失去天下容易纔像這樣的嗎?還是認真推究他成功失敗的原因，都是由於人事呢?《尚書》上說：“自滿會招來損害，謙虛能得到益處。”憂勞可以使國家興盛，安樂可以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當他興盛時，普天下的豪傑，沒有誰能和他相爭;到他衰敗時，數十個樂官就把他困住，最後身死國滅，被天下人恥笑。禍患常常是由一點一滴極小的錯誤積累而釀成的，縱使是聰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於某種愛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結果陷於困窮，難道只有樂工(是所溺的成分)嗎?於是作《伶官傳》。
賞析
此文通過對五代時期的後唐盛衰過程的具體分析，推論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和“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的結論，說明國家興衰敗亡不由天命而取決於“人事”，藉以告誡當時北宋王朝執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力戒驕侈縱慾。文章開門見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決定於人事。然後便從“人事”下筆，敘述莊宗由盛轉衰、驟興驟亡的過程，以史實具體論證主旨。具體寫法上，採用先揚後抑和對比論證的方法，先極贊莊宗成功時意氣之盛，再嘆其失敗時形勢之衰，興與亡、盛與衰前後對照，強烈感人，最後再輔以《尚書》古訓，更增強了文章說服力。全文緊扣“盛衰”二字，夾敘夾議，史論結合，筆帶感慨，語調頓挫多姿，感染力很強，成爲歷來傳誦的佳作。
全文可分爲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以敘史爲主。作者於開篇之首即開宗明義，用一兼帶感嘆語氣的反詰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可謂立論鮮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論戰性，一反當時流行的宿命論的歷史觀。前人曾評此句是“起勢橫空而來，神氣甚遠”。文章接着寫道：“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將列舉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爲論據，對上述論點加以論證。這一過渡句的運用，使論點與論據間銜接緊密自然，論點有總領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現又不致突兀。
爲論證中心論點，作者並未贅述莊宗身世或伶官軼事，也未過多地列舉史例，而是從紛繁的史料中，僅選取了傳奇色彩較濃，頗具典型意義的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練的文字，沉摯充沛的感情，抑揚頓挫的語調，縱橫捭闔的氣勢加以敘述。據說，晉王李克用與樑王朱溫結仇極深。燕王劉守光之父劉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薦爲盧龍節度使。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遼太祖)曾與李克用把臂定盟，結爲兄弟，商定共同舉兵討樑。但劉仁恭與阿保機後皆叛晉歸樑，與晉成仇。李克用臨終時以三枝箭作爲遺命，要其子李存勖爲其復仇。李存勖兵精將勇，東征西討，於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劉氏父子，用繩捆索綁，解送太原，獻於晉王太廟。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樑，樑兵敗，朱溫之子樑末帝朱友貞命部將殺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貞及其部將的頭裝入木匣，收藏在太廟裏。李存勖還曾三次擊敗契丹，爲父報了大仇。但他滅樑以後，驕傲自滿，寵信伶官，縱情聲色，使民怨沸騰，衆叛親離，在位僅三年就死於兵變之中。在敘述這段史事的過程中，作者採用先揚後抑的手法，通過一盛一衰的對比，一褒一貶的抒情，給人以強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正如前人說：“敘唐莊宗處，倏而英俊，倏而衰颯。憑弔欷歔，雖尺幅短章，有縈迴無盡之意。”作者於敘事之後，又以兩個反詰句回扣主題——“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至此，對比論證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作者由敘事轉入論理，論證步步深入，立意層層遞進。從“《書》曰：‘滿招損，謙得益’”自然引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的論點。爲增強這一論點的說服力，作者又將莊宗得失天下之事濃縮爲一段簡潔對偶的文字，反證此論，再次通過一盛一衰的強烈對比，與篇首的立論形成前後照應，首尾呼應之勢，使此文的中心論點更加鮮明突出。文章寫至此處，作者胸臆仍未盡抒，又進一步推出“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這樣一個論點，令讀者的認識隨着作者的筆觸進一步深化，以歷史的教訓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啓迪。“憂勞”、“逸豫”、“忽微”、“所溺”皆爲人事，因此，上述兩個論點，既是中心論點的深化，又是其具體化。作者於全文論證的高潮處驀然收筆，可謂言已盡而意未絕，令讀者有餘音繞樑之感——“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此處以點睛之筆，闡明瞭作者寫作《伶官傳》，“善善惡惡”的目的並非就史論史，而是具有廣泛而現實的醒世意義。
創作背景
歐陽修進入政界後，正是北宋王朝開始由盛到衰的時期，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來越嚴重，社會危機越來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慶曆初年，以王倫、李海等爲首的人民暴動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擾西北邊境，屢敗宋軍。歐陽修、范仲淹等人針對當時的敝政，力圖實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機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當權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憂心忡忡，很擔心五代慘痛歷史即將重演。而宋太祖時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舊五代史》 又 “繁猥失實”，無助於勸善懲惡。於是自己動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歐陽修關心國計民生，憂國憂民，倡導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實致用思想，關心時事，積極入世，堅決反對佛教思想，極力抨擊佛教的危害。他有膽有識，奮發上進，爲國家和民族想有所作爲。歐陽修反對屈辱苟安，不修武備，力主加強戰備，改革時政。面對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危機，歐陽修作此序是爲了希望宋朝統治者以史爲鑑，告誡執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勵精圖治，不應滿足表面的虛榮，以期引起統治者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