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悄然離開了人世。數以萬計的人前來送他，在他的身體上覆蓋着“民族魂”三個字，毛澤東特地發表講話，說魯迅的骨頭最硬，魯迅成了衆人皆知的英雄。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人們依然在談魯迅。魯迅留給後人的話題太多了，他幾乎成了一個救世的英雄。正因爲如此，一個真實的魯迅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長期以來，人們所見到的是一個被歷史的理性所改造過的魯迅，一個堅硬而荒涼的魯迅。所以，有時我在想：爲什麼魯迅的心如此荒涼，只能是“硬骨頭式”的呢?爲什麼中國只會出現這樣的作家，而這樣的作家又特別受人歡迎呢?
人們眼中的魯迅
魯迅果真像許多人所說的那般偉大嗎?在偉大與平凡之間，我更希望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我更希望自己能夠將一個真實的人展現於衆人面前。問題是，魯迅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馮雪峯說：“在中國，魯迅作爲一個藝術家是偉大的存在，在現在，中國還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在藝術的地位上及得上他。”
同時期的魯迅研究者李長之則說：“魯迅在許多機會是被稱爲思想家了，其實他不夠一個思想家，因爲他沒有一個思想家所應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論上建設的能力;……至於在思想上，他卻止於一個戰士。”
王朔說：“我認爲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
這些都是人們眼中的魯迅，這些評論有從意識形態角度出發的，有從文學藝術角度出發的，也有從思想文化角度的;有論述他偉大的，也有論述他缺陷的。統而言之，魯迅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化戰士。作爲一個戰士，他的使命就是不停地戰鬥，直至生命結束。戰士所創造的業績，也就是戰鬥的輝煌，而非戰爭理論上的輝煌。“五四”之後，新文化陣營出現了分化，魯迅曾這樣寫到：“兩間一小卒，荷戟獨彷徨。”這就非常形象地描寫了他當時的處境。這之後，魯迅將更多的時間用於寫雜文，充當的是一個戰士的角色。
然而，魯迅爲什麼就不能心平氣和地去創作更多的純文學作品呢?王曉明認爲這是魯迅的情感使然，也不無道理。蘇雪林曾說魯迅“多疑”，心理上有某種病態，也自有道理。魯迅多疑、冷峻、激烈的性格，使得他不能冷靜地去面對這個世界，不能以平靜的心態去啓蒙大衆。
“匕首”、“投槍”、“毒氣和鬼氣”
魯迅的確很愛人，也想以文字來喚醒沉睡的民衆。但愛的方式卻是最爲原始的。他是一個愛憎分明、非常有正義感的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決不寬恕人”，“痛打落水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有人說魯迅的雜文是“匕首”，是“投槍”。
魯迅則最清楚自己的狀況了，他曾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何謂“毒氣”和“鬼氣”呢?這種“毒氣”和“鬼氣”從何而來呢?與周作人相比，魯迅的性格的確過於剛烈，在實現個人信念的時候過於情緒化。所謂的“毒氣”和“鬼氣”，是隱藏在魯迅內心深處的仇恨，愛之深則憎之烈。這仇恨又從何而來呢?爲什麼魯迅對大衆的愛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現出來呢?據說魯迅從小就很好強，年輕時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大志。而在少年時所遭遇的生活困頓，又使他認清了人性的陰暗面。這使得他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這個世界，“狂人”便是仇恨的化身。個人情感的進一步深化，也許就源於現實的殘酷性。魯迅放棄寫小說，將全身的精力都用於雜文寫作，多半是出於這種特殊的心理。
不光如此，個人的閱讀經歷也會強化他的信念。在南京、日本求學時，魯迅對科學發生了興趣，達爾文的進化論漸漸地進入了魯迅的精神深處。後來所遇上的尼采，似乎更使他堅信強人拯救世人。他早期所寫的《人的歷史》、《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可以說是對西方科學思想接受的大綜述。進化論強調的是生物的優勝劣汰，尼采的強人理論則認爲人類是一條不潔的河，這些思想無不在強化着他的信念。後來他寫《狂人日記》，也就不足爲奇了。
由此誕生的魯迅話語，其實質又是什麼呢?朱大可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一文中寫道：“毫無疑問，20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普遍的魯迅崇拜思潮，實際上就是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它的殘酷性被掩藏在文學和社會爭議呼聲的後面。而耐人尋味的是，正是知識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機構，纔是流連於魯迅神殿的最虔誠的香客。不僅如此，在經歷過殘酷的政治迫害之後，甚至在徹底放棄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後，他們也依然保持着對魯迅的刻骨銘心的忠誠，全力捍衛20世紀這一最堅硬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在‘正義’的召喚下，只要中國社會存在着不公正和腐敗的暗流，魯迅的殖民地遺言就會繼續成爲知識分子憎恨和挑戰現實的楷模。”魯迅的確是深愛着大衆，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去與整個黑暗的社會抗爭，這是他的英勇之處。
憤怒的魯迅背後缺少什麼
但問題是，魯迅爲什麼只能以這種方式來啓蒙大衆呢?爲什麼不能像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甘地那樣來啓蒙呢?在一個憤怒的魯迅背後缺少什麼呢?
我時常覺得，魯迅是一個過於清醒的人，在他內心深處有絕望意識和恥辱意識，但卻缺少信仰意識。美學家潘知常認爲：“更重要的是，魯迅只意識到靈魂的緯度，卻沒有意識到信仰的高度。他沒有能夠爲自身的生存、爲直面個體生命的痛苦、直面絕望找到一個更高的理由，沒有能夠走向信仰，最後也就沒有能夠走得更遠。他沒有能夠在覺悟在虛無中堅信意義、在覺悟中固守希望，他的來自心靈黑暗的在場者的聲音，只是爲絕望而絕望的聲音。就是這樣，魯迅與‘信仰啓蒙’這樣一個20世紀的思想的制高點失之交臂。”信仰意識的缺乏，也使得他沒有從更寬闊的天地去尋求拯救之路。我想，魯迅的失敗或許就在於此吧!
魯迅的剛烈，後期一心寫作雜文，多半是因爲內心缺乏信仰意識。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魯迅的啓蒙是一種“立人”啓蒙：立一個剛強的新人來破壞舊的世界，重新確立新的世界。所有的啓蒙，也就是此岸的啓蒙，而非終極關懷的啓蒙。這種啓蒙的方式，多半帶有破壞性，很可能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譬如新文化運動期間，那些文化新人們一味地反對舊文化，從而給中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不少損失。這種啓蒙的方式，雖然會有很大的實效性，但卻埋下了不少隱患。倒不如用一種信仰之愛，在大衆心中種下愛的種子。魯迅作爲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若能心平氣和地做些信仰上的啓蒙，或許會有更大的效果。用仇恨來制止仇恨，終將會製造出更多的仇恨，這難道是我們願意見到的嗎?
在中國這一塊大地上，若沒有魯迅，也會有一個類似魯迅的人。我們沒有理由去指責魯迅，倒是亟需反思我們的缺乏信仰的民族文化。因爲我們缺乏信仰意識，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後，傳進中國的是進化論和尼采的思想，當然許多傳教士也跟着進來。但後者一到中國，就被國人視爲“邪教”，是麻醉人精神的不祥之物。所以，衆多知識分子還是主張以“立新人”拯救危難的國家。所以，我們會覺得，有什麼樣的民族文化，便有什麼樣的文化人。在中國，只能誕生一個勇敢的文化戰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想，某種程度上說，這應當是一個民族文化上的失敗，絕非文化人個人的失敗。這也是由於整個文化界的信仰缺乏，絕非文化人個人的信仰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