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後期的劉向評價說：“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民休息——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
道家思想問世後，便對政治、養生、思維等產生影響。漢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繼位，初登皇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而黃老學“卑弱以自恃”、“以弱勝強”的特點適合他“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點，被其奉爲“南面君人之術”。
無慾無爭，保全性命
漢文帝與景帝父子兩代都採用了“黃老”道家學說。首先這與他們的家教有很大關係。漢文帝與漢景帝的母親，都喜好《道德經》而深受其影響，在母親們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爲文景二帝治國思想的主要來源。時代環境對於道家思想的青睞也影響了二位皇帝。在楚漢相爭時期，張良、陳平、韓信等人靈活地運用道家思想，才使楚軍大敗、漢政權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暴政則令人深惡痛絕，在反思其深層原因時，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並融入包括文帝在內很多人的思想深處。
漢高祖劉邦死後，政權落入其妻呂雉手中，她想將帝位轉給自己孃家的人，於是，大開殺戒，將劉邦的兒子幾乎趕盡殺絕，只有小兒子劉恆倖免於難。這不是呂雉心軟才刀下留人，而是劉恆及其母親“無慾無爭”的姿態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劉恆母親薄氏知道宮廷鬥爭的殘酷現實，便苦讀《道德經》，領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淨無爲的道路。在母親潛心寡慾思想影響下，劉恆或無意與其他皇子爭奪繼承權，甘願被分封到西北邊疆、毗鄰匈奴的荒漠貧瘠地帶爲代王。劉恆在沒有其他皇子願意來的偏僻地方爲官，幾乎被朝野遺忘，正因如此，才躲過了呂雉的迫害。
呂雉死後，大臣們在尋找合格的皇位繼承人時發現，皇子只剩劉恆一人了。於是，這位遠在邊疆、性情樸實、清心寡慾、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請到長安，是爲漢文帝。
謙卑下位，獲得皇位
劉邦曾談過自己能夠虛心聽取能人的意見是戰勝項羽的主要原因。他說，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張良;論撫慰百姓、供應糧草，自己不如蕭何;論領兵百萬、決戰沙場且百戰百勝，自己不如韓信。以“謙卑”之心知人善用，纔是自己取勝的根本。這種思想也影響着淡薄名利、潛心學道、在邊塞爲代王的劉恆。當他聽說長安來人要迎接他回去當皇帝時，仍舊保持着謙卑下位的姿態。他請示母親，是否可以去當皇帝。母親幫助他分析了形勢，認爲，此時是中央政權最混亂的時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劉恆父輩，很難駕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殺身大禍。於是劉恆派人前去長安打探消息，一瞭解實情，二爲延緩時間來獲取人心。之後，劉恆斟酌再三，才最終決定回長安繼位。
此時中央政府大權實際上掌握在周勃手裏，周勃對於劉恆的弱勢瞭如指掌。對於劉恆來說，在這樣的關鍵時期，對待這樣的關鍵人物須非常慎重。當劉恆從邊塞來到長安城外的渭橋，周勃率領百官跪下接駕，劉恆也立即下馬跪下還禮。這種禮節的選擇，正體現了《道德經》倡導的“謙德”精神。在渭橋過禮之後，周勃想單獨與劉恆說話，劉恆覺得私自與周勃交談，可能引起百官誤解，於是，便拒絕了私人談話，體現了《道德經》所謂“無私”的運用。在周勃將玉璽送上後，劉恆仍然謙遜地說：“玉璽我可以代管，但這個皇帝不一定非是我來當不可，可以爲皇帝的人很多，此事過些時日再議。”劉恆運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發生。
劉恆收下玉璽後，又等了九個月才登基，這一是考慮到同宗兄弟中，還有年紀比自己大的、辦事能力比自己強的，要在獲得他們的支持後登基才能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二是爭取獲得那些追隨劉邦打天下的老將軍們的支持，自己的政權方能真正穩固。在一切條件完備時，劉恆才榮登皇位。
躬行節儉，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謂“三寶”的說法：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爲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儉”，只有躬行節儉，才能增益利民，而這一點尤爲漢文帝所注重。《史記·孝文本紀》中說：“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文帝帶頭爲天下人作敦樸的示範，並制定一些節儉的規章制度，推動自上而下實行。據說他的一件黃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補之再補。他儘量減輕刑罰，減輕賦稅，寬大包容，爲人稱頌。
時人賈山曾說，漢文帝即位後，“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發，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所有這些舉措，均體現了黃老道家“尚儉”、“不敢爲天下先”的原則，其目的是體諒百姓，與民同樂同憂。西漢後期的劉向因此評價說：“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民休息——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後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間，因在政治上貫徹道家的“謙卑”、“無爲”之智慧，而使得國強民富，爲漢朝四百年政權打下了深厚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