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秦律》的相關介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春秋戰國，紛爭不斷。
華夏大地上諸侯並起，經過大國兼併小國，強國吞併弱國，最終形成了戰國七雄相互爭霸的競爭局面。
究竟誰能最終完成一統，在當時並無定論，似乎除了燕國和韓國，其餘的楚、齊、趙、魏、秦五國都曾強極一時。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知曉這個問題的答案，秦國是最後的贏家。
秦國的強大離不開商鞅，正如東漢思想家王充所說：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也就是說秦國的崛起，商鞅變法是基礎，我們皆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傑出代表人物，經過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徹底成爲了一個“法制”的國家。
正是因爲秦國嚐到了法制帶來的甜頭，所以歷代秦君皆崇法尚法，直到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秦朝，這種思想都未曾改變，而秦朝頒行的通行全國的《秦律》也是以嚴苛著稱。
甚至不少人認爲秦朝短命的根源也就在此，正如陸賈在《新語·無爲》中評論秦朝滅亡所說：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重，刑罰太極故也。
不過這種論斷或許只是一家之詞，因爲秦代雖崇法尚法，但並非唯法獨斷，本篇筆者就和您聊聊《秦律》中對人情世故做出的妥協。
記載《秦律》的睡虎地秦簡
秦法中對“德”的重視。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漢書·賈誼傳》
商鞅歷來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有人認爲他“助秦成帝”，也有人認爲他導致了“秦俗日敗”，而西漢的賈誼無疑是後者中的一位，他認爲秦國經過商鞅變法確實強大了起來，不過這種強大是在犧牲“禮義”和“仁恩”的基礎之上，雖然最終統一了華夏成就了不世之功，但卻不知道已經違背了廉恥羞愧的節操和仁義的厚德。
當然，這種論斷並非賈誼一人的觀點，劉向曾在《戰國策·序》中也提出了“至秦孝公，圈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好似在這些人眼中，商鞅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甚至有學者曾指出商鞅變法：沒有給道德倫理留下位置，而完全以世俗的功利爲標準。
這樣的評價準確嗎，其實並不準確，因爲這些人是帶着有色眼鏡來評價的，他們詆譭商鞅或者秦法時，卻忽略了“漢承秦制”，如果經過商鞅變法和全國通行的秦律之後並沒有進步意義，西漢爲何不摒棄秦制呢?
秦國士兵
不過話又說回來，秦滅六國之後，在全國頒行的《秦律》，並不是沒有給道德留下位置，如秦簡《爲吏之道》中寫道：爲人君則鬼(通“懷”)，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慈，爲人子則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這句話是不是很熟悉呢，當然，這分明是儒家所倡導的“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秦律》其實是吸收了儒家的道德觀，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糅合，所以後世有人認爲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對儒家思想的徹底摒棄，這也是片面的。
雖然《秦律》中融合儒家思想，但主基調還是法家思想，那麼法家思想究竟是不是對“德”完全摒棄呢，其實也不盡然，因爲從法家思想的先驅管仲，法家思想的踐行者商鞅，再到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他們無一例外，都意識到了“一斷於法”是無法避開人情世故的。
先說說管仲。
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管子·法法》
意思是不可爲重寶而看輕政令，不可爲至親而把國家政權放在後面，不能爲愛民而歪曲法律，不能爲爵祿而分讓權威。
齊桓公與管仲
這就是“法重於民”的思想，但是在《史記·晏嬰列傳》中管仲也指出了立法的關鍵是“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這是管仲對於提倡的法，對人情做出的妥協。
再說說商鞅。
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民亂。——《商君書·開塞》
意思是愛自己的親人，就會區別親疏，喜歡謀求私利，就會心存邪惡，如果大多數人都區別親疏，心存邪惡只爲自己考慮，那麼社會就會混亂，認爲親情和法律之間是相互衝突的，爲此只能以“法”來治理國家。
不過在《商君書·壹言》中商鞅又指出：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意思是法度的確立不考察民情而頒佈，那麼就不會有所成效，這也進一步道明瞭立法的關鍵，要考慮民情，一斷於法，卻不能超脫“情”而獨立實施。
最後說說韓非子。
父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韓非子·五蠹》
說的是君主眼中的忠臣會成了父親心中的逆子，而父親眼中的孝子又恰恰會成爲君主眼中的叛臣，這進一步指出了法與情之間是無法調和的，因爲韓非是堅決的反對“親親相隱”。
《韓非子》
而韓非又在《韓非子·大體》寫道：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也就是說，要以法治國，這是國家穩定的基礎，但是立法的前提是不違背自然常規，不傷害人的性情。
由此可見，這三人雖然都認爲法家就該“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當親情和法律有所衝突時，也必須要割捨情，但他們又都意識到了法家思想不能超脫人情，這種看似的自我矛盾，其實更是體現了法和情在治理國家中，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而以法家思想爲主基調的《秦律》，也體現了法對於情的妥協，不過也正是這種妥協，讓嚴苛的法律，有了可以全國範圍推廣實施的可能。
秦法中對“孝”的順應。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秦簡《法律答問》
自古以來，孝道都是中華民族所倡導的傳統美德，這點即使是以嚴苛著稱的《秦律》也不能忽視和改變，既然如此，秦法只能順應，正如上述引用所說，意思就是子女告父母或者臣妾告主人，只要非公室告，那都是不予以受理的。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
那麼什麼是“非公室告”呢，其實就是父母或者主人擅自殺死或者嚴重傷害了子女或者臣妾，也就是說，不涉及人身傷害的，就不能“告”，即使告了也不會受理，那麼如果堅持告呢，也簡單，就是控告者有罪。
這樣的法律規定，其實就是不鼓勵子女或者臣妾狀告父母或者主人，因爲這種做法是不孝的，當然也是法律所不提倡的，這也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強化了國人對於“孝”的重視。
此外，《法律答問》中還提到：父盜子，不爲盜，今假父盜假子，何論?當爲盜。子盜父母……不爲公室告，這段記載的意思就是，父親盜竊子女的東西，不算盜竊，但是如果義父(乾爹)盜竊了義子的東西，那就是盜竊，而子女盜竊父母的東西，也不爲公室告，即使子女告發父母，也不予以受理。
這點也進一步說明了，秦法對於孝道做出了讓步，當然也顧及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親情，不過義父和義子之間，如果存在偷盜行爲，那是要判罪的，所以秦法更爲重視基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親情。
既然秦法中提倡孝，那麼如果子女不孝會如何呢，會受到法律的嚴懲，如《秦律》規定：免老告人以爲不孝，謁殺，當三環之不?不當環，亟執勿失。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忠與孝
意思是如果有老人告發自己的子女不孝順，並且請求判死刑，無須經過三道程序的申請，要立即逮捕，這就是說，在秦代如果子女不孝順，那是犯法的，只要父母告發，那就會收到嚴重的懲罰，這不僅維護了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權威，更是秦法對於孝的提倡。
前段時間，筆者在網上看到一條訊息，說的是一個不孝子，當街毆打自己的父母，這顯然是一種不孝的行爲，如果這種行爲放在秦代會怎麼樣呢?
《法律答問》記載：毆大(通“打”)父母，黥爲城旦舂，很明顯“黥爲城旦舂”是一種刑罰，黥是指在臉上刺字，城旦舂是一種徒刑，城旦是針對男犯人的刑罰，其意思是“治城”，即築城，舂是針對女犯人的刑罰，其意思是舂米。
說到這，不少人會說了，不就是築城和舂米嘛，這也不算多重的刑罰啊，但是這個刑罰是無期的，後來經過漢文帝的刑罰改革後，才改變了刑期，最高爲六年，由此可見在秦代，不孝順當真一件“法律不容”的過錯。
睡虎地秦簡
而這種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和強化“孝”，又何嘗不是一項以嚴苛著稱的《秦律》對情的妥協呢?
秦法中對“情”的妥協。
妻悍，夫毆治之，決其耳，若折支指、胅體，問夫何論?當耐。——《法律答問》
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在古代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夫妻關係不和諧，《秦律》有辦法處理嗎，當然有，上述記載，就是說如果因爲妻子彪悍，丈夫爲了教訓妻子而動手了，並且造成了人身傷害，那麼丈夫就要受到耐刑。
耐刑是個什麼樣的刑罰呢，其實就是強制剃除鬢毛鬍鬚而保留頭髮，說到這不少人就會認爲這個刑罰也不是多重，在現在看來是如此，但是在古代就不一樣了，因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毛髮的缺失，也是一種對父母的大不敬。
兵馬俑
由此可見，秦法對於家庭暴力，那也是不允許的，而此點在後世的封建王朝中，卻漸行漸微，不得不說，秦律在這方面的規定還是可圈可點的。
此外，秦律還講究連坐，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犯罪行爲都要被連坐，有些犯罪行爲，是不會被連坐的，比如秦律還規定：家人之論，父時家罪也，父死而甫告也，勿聽，說的就是父親犯了罪，如果父親死了，那就不在連累家屬。
這也正是說明了，秦代雖崇法尚法，但並非唯法獨斷，其中還會考量情在治理國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得不說，在秦法雖然嚴苛，但並不是毫無人情味可言，但爲何又有人說，秦是亡於嚴刑峻法呢?這是因爲秦法利用了人情世故。
秦法對人情世故的利用。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奸人並起，萬民離叛。——《治安策》
秦朝二世而亡，其中的因素，衆說紛紜，不過無論哪種因素所誘發，秦末都出現了“六親殃戮，萬民離叛” 的局面，而導致這種結果的和秦所倡導的嚴刑峻法脫不了聯繫，說到這，不少人又說了，《秦律》中不是對於人情世故進行了妥協嗎?
固然如此，但秦法對於情妥協的終極目的，是爲了利用人情世故對民衆進行嚴格的束縛，其中最爲突出的表現，就是連坐法的推行和實施。
古代記載律法的竹簡
連坐法的頒行，是爲了讓民衆不敢犯罪，因爲只要自己犯了罪，並不能“一人做事一人當”，而家屬也要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就會導致犯罪者不僅要自食其果，還要連累至親受罰，對於至親的懲罰，這是對犯罪者心理進行折磨的一種途徑。
這也就是說秦律利用了情，而擴大了應該受到懲罰的“犯人”的範圍，進一步提高了秦法在於民衆心中的威懾力，這也正戳中了人情的弱點，雖然刑罰的出發點是爲了規範民衆的行爲，但是這中殘酷的連坐法，無疑觸碰了民衆心理的底線。
結束語：
秦代雖崇法尚法，但並非唯法獨斷，因爲《秦律》還對人情做出了妥協，也正是這種妥協，爲嚴苛的秦法增添了些許人情味，不過僅僅只是些許，所以也並不能因爲這種妥協，就否認秦法的嚴苛。
因爲秦統治者頒佈《秦律》的終極目的在於加強君主集權，爲了達到這種目的，是可以利用人情的，甚至出臺了可以擊垮民衆心靈的連坐法，最終實現“累其心”，使民衆對於違反亂紀的行爲“不敢犯”，這種凌駕於人情的高壓管控，勢必會適得其反，最終只能導致羣起而攻之。
所以秦王朝二世而亡，與秦代嚴苛的法律，是脫不了干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