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質子制度原來誕生於信任危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周鄭交質之後，君子感嘆道“信不由衷，其質無益”，交質以無信爲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確實很不合邏輯。但是在春秋時期，周天子的權威尚存，由西周時期發展起來的禮樂制度還繼續存在，社會觀念中仍保持着“重禮義”的傳統。
交質事實上重構了諸侯國之間的信任和臣屬關係，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信義的重建。而“信義”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對作爲社會規範和行爲準則的“禮”的堅持和遵守方面。
戰國以後，信義的觀念已經十分淡薄了，諸侯之間的征戰以滅國拓疆爲根本目的。質子出現之初所內涵的信義問題完全不見了蹤影，有的只是現實的功利。
交質成爲國家間邦交的重要手段，質子則成爲權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籌碼。交質和盟誓也幾乎沒有了關係，交質的目的表現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隨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漸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時代遂變成“相與逐利而棄信”的局勢。宗法“尊尊親親”的精神紐帶逐漸瓦解，作爲社會規範的"禮”的約束力降低，無法規範各諸侯國之間的關係，諸侯國彼此展開爭鬥，進入了爭霸的時代。
隨着列國爭霸戰爭的開始，齊桓公、晉文公等相繼稱霸中原，他們在尊王攘夷的號召下主持會盟，以“信義”爲基礎結成聯盟，小國履行參會朝聘的義務，大國則以其強大的國力保護弱國征討不義。盟誓在齊桓公稱霸的時代仍是諸侯實現互信的重要方式，這一時期也鮮見列國交質的現象。而到了晉國與楚稱霸的時代，盟誓已經不足以保證彼此間的信任，交質作爲盟誓的補充便開始大量出現了。
綜觀整個春秋時期。自周鄭交質始的遣質活動無不與霸主爭霸有着密切關係，交質也成爲這一時期對盟誓無法約束的背信棄義行爲的有效控制，因爲質子與會盟國有着親近的血緣關係，由此而產生的政治行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期的。
進入戰國以後，諸侯國之間雖有“無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實的約束作用的盟誓寥寥無幾，盟誓和交質也漸行漸遠。戰國時期會盟比較少，與春秋時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質行爲更是大多屈從於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