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包拯是如何在激烈的黨爭中保持公正的，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包拯任職期間，正是立國八十餘年的北宋朝廷大變革時期。到了仁宗皇帝即位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大遼和西夏又逐漸威脅着北宋的北方和西北邊疆。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爲諫官。仁宗皇帝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爲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就在這年年底的時候，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范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聽了，用筆點着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嚴格考覈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繞着改革詔令，交口稱讚。
就在慶曆新政逐漸進入“高潮”時，包拯卻還只是一個剛剛從端州調任入京的官場“小菜鳥”。
在當時，由於范仲淹的改革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朝廷大臣們對此究竟是支持還是反對，使朝廷陷入了“朋黨之爭”：你究竟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
在包拯從端州升任爲監察御史的過程中，保守派的王拱臣是出了大力氣的。當然，王拱臣舉薦包拯，很可能只是爲了給保守派陣營增添一分力量，並沒有指望這個已過而立之年的官場“新秀”能在擠垮改革派上有何貢獻。
在當時，范仲淹等人爲革新吏治，便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專門監督地方官吏。而當時的按察使一句話，就能決定地方官的升降生死，正所謂是大權在握，爲所欲爲。
包拯便上疏《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反對按察使的設置。很快，關於“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敗的爭論達到白熱化。仁宗皇帝也開始意識到，改革派官員並不是一潭清水，同樣有人在其間渾水摸魚。而在中央機關中資歷甚淺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抑制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們喜出望外。
隨着北宋改革的逐漸深入，不可避免地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還串通宦官不斷到仁宗皇帝面前散佈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仁宗皇帝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終於失敗。
而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則是以夏竦爲首的保守派攻擊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互爲朋黨。仁宗皇帝是很忌諱大臣之間結爲朋黨的。當時歐陽修曾經上疏《朋黨論》，將朋黨分爲“君子之黨”和“小人之朋”，並公然承認自己與范仲淹等人爲“君子之黨”。這並沒有消除仁宗皇帝的戒心，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加猛烈的攻擊。
慶曆新政失敗，保守派們正彈冠相慶的時候。包拯卻又上疏了一篇《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大談范仲淹用考試選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這也讓將包拯視爲“同道”的保守派們瞠目結舌。
包拯在慶曆新政中所表現的態度讓當時的朝廷大臣們很是不解。然而，他們不知道，在包拯的眼裏，沒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沒有黨爭，只有實事求是;沒有利益集團，只有社稷江山。
而在慶曆朋黨之爭過後，朝廷大臣們做事都很小心謹慎，害怕與“朋黨”扯上關係。
皇祐二年(1050)，任職知諫院的包拯就果斷上疏《論大臣形跡事》，尖銳地批評了這種風氣，並向仁宗皇帝舉了唐太宗與魏徵、唐高宗與李安時期的所謂“朋黨”之爭，說明敢爲之人常常因損害奸臣的利益而被污爲“朋黨”，而作爲皇帝則要善於辨明，“知人用人”。
包拯的觀點其實與改革派當時自辯提出的《朋黨論》《近名論》等觀點是相近的，然而改革派提出的“君子以同道爲朋”，是所謂的“君子之黨”，包拯則指出君子之間的相互稱譽提攜，是不能被稱爲“朋黨”的。這種提法自然避免了保守派的“朋黨”指責，使朝臣們敢於做事，勇於改革。
之後，包拯還向仁宗皇帝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向仁宗皇帝進奏要區別奸忠、不信朋黨、信用賢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訪才用賢、起用貶逐之臣。而這些觀點赫然與“慶曆新政”如出一轍。
朝廷大臣們這下終於明白了：包拯，就是個實話實說、只爲公道、不涉黨爭的官場異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