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守關東還是進取中原，清朝爲何最後定都北京。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率領軍隊進攻北京城，次日攻入城內。隨後，崇禎皇帝自縊而亡，延續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在全國的統治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明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在盛京(今瀋陽)繼位，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次年，改元順治。順治元年四月初八(1644年5月13日)，順治皇帝賜睿親王多爾袞“奉命大將軍”印，命其“代統大軍”。次日多爾袞下令，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子一律從軍，傾八旗之力，大舉南下。
李自成率軍進駐北京後，起義軍將領沉溺於歌舞昇平，並沒有在山海關一帶進行必要的軍事部署，僅派降將唐通率數千人前往山海關接管防務。原守將遼東寧遠總兵官吳三桂受命入京，至通州時，聞家人傳信，怒返山海關。山海關城池堅固，重兵利炮，清軍雖曾兵臨城下，但從未攻陷。有鑑於此，多爾袞擬繞道薊州、密雲等地入京，行至翁後(今阜新)，接吳三桂求援信，才轉往山海關。李自成聽說吳三桂投降清軍後，便親自率軍東征。李自成的大順軍隊在山海關內石河一線、護城內外與吳三桂軍交戰時，吳三桂一方雖居劣勢，但仍勉力支持。當晚，清軍抵達山海關，吳三桂急馳前往，願剃髮稱臣。雙方力量會合後，大順軍隊在力量對比上轉而處於不利境地，但清軍仍待雙方力疲，才加入戰局，大順軍不敵，潰敗西逃，清軍隨之入關。
李自成敗退回京後，於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在武英殿匆忙即位，隨後撤離北京，擬回師陝西。五月初二(6月6日)，多爾袞率大軍進入北京。
此前八旗大軍也曾數度南下，在與明朝軍隊的對陣中一直是勝多敗少，清太宗時期清軍幾次入關，甚至兵臨北京城下，但終因時機尚未成熟，不得不議和。在對明朝軍隊作戰中，清(後金)政權長期以財帛、子女爲主要目標，往往大肆劫掠後就與明政府議和，長期戰亂讓百姓對呼嘯來去的八旗大軍心懷畏懼。
這一作戰模式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清政權的軍事實力和物資儲備還不夠充分，當時的清政權還沒有做好進取中原的準備;其次，遊牧民族的遺風尚在，關內肥沃的土壤和安定的農耕生活對八旗子弟並沒有足夠的吸引力，他們享受農耕文明帶來的物質生活，卻並不打算將自己和土地綁在一起;同時，截然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異族文化也讓他們不安，不少滿清貴族擔心即使攻佔了大片土地，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掌控。
努爾哈赤曾提出北京、南京等地不應是一族一人所有，應由滿、漢輪流居之，頗有些打算逐鹿中原的意思。但佔領盛京等地後，諸王貝勒有意繼續南下，他卻阻止說，昔日蒙古人佔據中原，卻受漢族風俗影響，失去了彪悍的民風，我們不如居山海關以東，讓漢人居山海關以西，互不干涉，不是很好嗎?在許多滿清貴族身上都可看到努爾哈赤這一思想的影響，他們對中原的感情是那麼複雜，有不甘、有渴望、也有恐懼。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明王朝。吳三桂衝冠一怒，選擇投降清政權，這一切使得此次入關之路格外順遂，但在進入北京之後，仍有不少滿清貴族打算再次撤退。
清軍進入北京後，是否遷都北京、是否繼續南下等問題，在諸王大臣間引起了激烈爭論。許多滿清貴族依然留戀舊日的生活環境，並不贊同遷都，如多爾袞同母兄阿濟格就明確表示反對。他抱怨攻取遼東時沒有大肆殺戮，導致許多清軍被當地居民所殺，建議趁如今威勢正盛，屠戮京師，盡情劫掠，然後“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
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則積極支持遷都，並建議乘勢南下，范文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清軍出征前，范文程便建議多爾袞改變“惟金帛子女是圖”的做法，他認爲中原多年戰亂，百姓的生存壓力很大，非常盼望有明主能統一天下，從此安居樂業。范文程建議清軍應該嚴明紀律，秋毫無犯，“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保留熟悉地方政務的明朝官吏，維護百姓的日常生活，努力爭取民心，穩定所佔領的地區，爲進一步奪取中原做好準備。范文程深得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人的器重，其影響力可謂文臣中第一人。這一建議高瞻遠矚，對清政權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攝政王多爾袞也不贊同阿濟格等人退居關東的保守戰略和專事屠戮劫掠的短視做法，他認爲既然佔領了北京，就應該立即遷都，將政治經濟重心移到關內，以便進取中原。但此時的多爾袞或是范文程，是否堅信清政權能夠統一中國呢?恐怕未必。當多爾袞仍將剃髮易服作爲歸順與否的標準時，有官員進言，認爲強制剃髮不利於統一大業，多爾袞回答，不過“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罷了，范文程上書也只說“大河以北”可輕鬆平定，足見當時清政權對統一全國尚未形成完善的作戰計劃和行動綱領，只是且行且看而已。
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1644年6月28日)，多爾袞下令:“攝政王令旨，諭諸王及大臣知悉，蒙天眷祜，撫有中原，際此景運，爾等宜各盡厥職，務克清忠，自有分內富貴，倘不以此存心，惟圖目前之利，或貪溺財貨，明幹法紀，或暗受賄賂，徇情賣法者，論功之日，縱有厥功，亦不敘錄，是止爲一時之利，而不爲子孫久遠計矣，特諭。”這一命令明確了清軍進發的方向，堅定了繼續南下的腳步。順冶元年六月(1644年7月)，多爾袞與諸王大臣就遷都問題達成一致。
順治元年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順治皇帝在皇極門舉行登基典禮。十月初十(11月8日)頒佈登基詔書，其中涉及獎勵功臣、減免賦稅、科舉考試諸方面。在對滿清貴族、八旗子弟論功行賞的同時，特別提出對曾經歸附大順政權的官員皆予赦免、明朝官員俱給應得誥敕、文武科考定期舉行、明末加派的遼餉、新餉、練餉等一概免除、孤貧老幼鰥寡予以接濟等，使“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逐步收攏人心，穩定政治局面。儘管清軍入關之際，並未就統一全國建立完善且長遠的計劃，但以攝政王多爾袞爲首的執政羣體根據局勢的變化，迅速調整政策，在短時間內定鼎北京，爲完成最終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