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接下來聽聽小編講一講他的一些故事。
春秋末年，周王室勢力衰落，天子失威，禮壞樂崩，社會動盪不已。在這種社會狀況下，西周時期“學在官府”、官師合一的教育模式被打破。隨着王室人才的外流，學術逐漸下移，從而出現“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情形。孔子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建私學，開門授徒，開創了“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的教育成就。而這一成就的取得，與孔門靈活多樣的教育活動息息相關。
孔子開創的私學教育，其首要特點就是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擴大了教育對象。孔子以前的“王官之學”，教育權利都集中在貴族手中，只有貴族子弟纔有機會接受教育，而大多數的平民則與教育無緣。孔子創辦私學，打破了這一傳統。《論語·述而》記載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也。”束脩，鄭玄注曰“年十五以上也”。也就是說，前來學習的人只要到達一定的年齡，孔子就接納他爲弟子。可見孔子招收弟子的門檻極低。也正因爲如此，吸引了很多人前來拜師。這些學生，從地域劃分來看，來自魯、衛、吳、齊、陳、楚、宋、秦、晉等多個國家。從身份上看，有貴者，如孟懿子、南宮敬叔;有低賤者，如公冶長，曾“在縲紲之中”，顏涿聚曾經是“樑甫之大盜”;有貧者，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仲弓“家無立錐之地”;也有富者，如子貢。學生之間的年齡也相差很大，如顏路比孔子小六歲，子路比孔子小九歲，顏回小孔子三十歲，公孫龍小孔子五十三歲，像顏回、曾參，都是與父親同學於孔門。此外，也有邊做官邊讀書的，如冉有、仲弓;也有隻讀書不願做官的，如閔子騫。因此時人評論說：“夫子之門何其雜也。”(《荀子·法行》)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孔子“有教無類”的招生原則，無疑爲有志於學的平民階層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
教學必須有教材。孔門教學活動中所用的教材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古代文化典籍。後人將這些典籍稱爲“六藝”，也稱爲儒家“六經”。“六藝”在孔子以前就有，它們本是西周王官所收藏的古籍文獻。在西周時期，它們即作爲知識的載體，成爲西周王官之學，用來教育貴族子弟。《禮記·王制》就曾記載在當時的西周貴族教育中，“崇四術”“立四教”，教貴族子弟學習《詩》《書》《禮》《樂》。西周後期，隨着官學破壞，這些古代文化典籍散落民間。孔子曾說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對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濃厚的興趣。因此，憑着對古代文化的酷愛和勤奮精神，孔子在早年就閱讀了《詩》《書》《禮》《樂》這些古代文化典籍，並對這些古代文獻有所研究。等他開學授徒，孔子並沒有再另編教材，他所用的就是這些曾作爲“王官之學”的文化典籍。只是當時這些文獻典籍在社會動盪中保存不力，流落民間時已經散缺無序，於是孔子便“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史記·孔子世家》)，還編着瞭解釋《周易》的《易傳》，根據魯國的史料編寫了《春秋》。孔子就是用他整理編訂的這些文獻典籍爲教材，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教學上的巨大成就，與他所編着的這些教材是密不可分的。
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孔子則採取比較靈活的方式，其中尤以因材施教、啓發誘導的教學方式對後世影響最大。
因材施教，即根據學生才智、特長的不同而進行不同的培養。例如，《論語·先進》記載孔門教學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分，每科都有表現突出的學生代表，“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根據學生特長的不同而劃分的。再者，在施教時，對於同一個問題，孔子往往根據每個學生天賦、性情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回答。例如，有一次，子路曾問孔子：“聞斯行諸?”意思是：聽到就立即幹起來嗎?孔子回答他說：“有父親兄弟在，怎麼能聽到就幹起來呢?”另一個學生冉求也問了同樣的問題。孔子則回答說：“聽到就立即去幹吧。”這時，侍奉左右的學生公西華就感到不解了，怎麼一樣的問題，老師對兩人的回答卻截然相反呢?孔子便告訴公西華：“冉求平日做事好退縮，所以我給他壯膽;仲由的膽量有兩個人的大，勇於好勝，所以我壓壓他。”(《論語·先進》)此外，從《論語》的記載來看，孔門弟子多向孔子問仁、問孝，而孔子每次的回答幾乎都不一樣。清代學者尹會一對此深有洞察，他說：“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症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這可以說深得孔子因材施教之意。
對於啓發誘導的教學方式，孔子曾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孔子注重學生探求知識的主動性，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灌輸式”教學。只有在學生經過仔細思考，想知道而不得解，想說而說不上來的時候進行啓發，才能幫助學生獲得對問題的真正理解。這一教學方式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代，都有重要的意義。
孔門教學，以培養、提升學生的道德品質爲目標，因此，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孔子注重對做人、爲官、敬父母等德行的探討。《論語·述而》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然此處把“文”擺在首位，但實際上，孔子更爲重視德行的培養。他曾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他認爲孝敬父母、尊重兄長、與人友善、親近仁人，這些德行比單純的文化知識的學習更重要。即使是對於“文”，前面提到的孔子用於教學的《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文獻，孔子所側重的也是它們的道德教化作用。比如，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即是認爲《詩》、禮、樂在一個人的立身成德中起着重要作用。再比如《易》，孔子以前，本是作爲卜筮之書而流行的，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馬王堆帛書《要篇》也說“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將《易》隨身攜帶。孔子如此喜好《周易》，並不是癡迷於它的占筮功用，而是認爲其中有前世聖人的遺教，可以“觀其德義”。因此孔子說“善爲《易》者不佔”，並說，“再借給我幾年時間，退回到五十歲開始學《易》，就不會有大的過失了”。可見孔子所看重的也是《易》的道德教化作用。所以，孔子編訂整理“六藝”，並將它們作爲孔門教材，正是看重這些文獻中的“德義”，這些德義，不僅有利於培養弟子們的君子人格，提升他們的道德素質，甚至對“移風易俗”、改善整個社會的風貌都有重要功效。所以孔子曾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家語·問玉》《禮記·經解》)
除了以上特點外，孔門教學還有許多引人之處，例如教學場所並不固定，有時候是閒居在家，有時候是外出遊玩之時，還有時候是在周遊列國途中遭遇困厄之時。不僅如此，他們的形式也不固定，有時候是老師講，學生記;有時候是老師啓發學生就某一個問題進行討論，等等。然而，無論是何種場合，何種形式，孔門教學總是從社會、從人生出發，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提升學生道德素質，期冀以此一途徑來整頓、挽救當時失序的無道社會。這也是孔門教學的最終目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