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德國人，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
他被順治帝尊稱爲“老爺爺”，康熙朝封爲“光祿大夫”，官至一品。
他在中國生活了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
他是湯若望。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一，才華初顯
湯若望，出生於德國科隆，從小就聰明好學。16歲被當地耶穌會教區推薦到羅馬德意志學院學習。
三年後，他學完了哲學、古典文學、數理天文學等全部課程，特別是在數學和天文學方面，顯示出他的潛力和才華。也就是在這裏，他第一次接觸到伽利略的望遠鏡，並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
之後他加入耶穌會，並在靈採研究院，探索着不斷髮展着的新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他欽佩利瑪竇在中國採取“合儒”的傳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義與中國的儒家文化相結合。
而當他聽說利瑪竇神父以其數學天文學的智慧，驚倒了中國人，並且受到皇帝的優禮和敬重，爲上帝的教會開拓了新的信仰領域時，他爲西方的數理天文在中國獲得這樣的價值而欣喜若狂。
晉升爲神父後，在金尼閣的帶領下，湯若望等22名傳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義派遣，從里斯本啓航東渡，來到中國澳門。
二，入鄉隨俗
利瑪竇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
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所以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這也是利瑪竇開創的“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
此時的明朝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朝廷派人到澳門向葡萄牙人購買大炮。滯留澳門的傳教士們以軍事專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隨行，得以進入內地。
湯若望到達北京後，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算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又將自己帶來的科學儀器一一陳列，請朝廷官員們前來參觀，很快便得到了朝廷官員們的賞識。
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
一年後，他又一次成功預測了月食，並計算了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爲此，他寫了兩篇關於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各官員並送呈給朝廷。
在欽天監官員李祖白的幫助下，他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第一個將歐洲的最新發明介紹給中國。
崇禎三年， 由禮部尚書徐光啓疏薦，湯若望任職於欽天監，譯著曆書，推步天文，製作儀器。同時，在宮中傳播天主教。
這期間，他協助編輯了《崇禎曆書》， 並口述大炮製造原理和技術，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祕要》一卷，成爲當時介紹西洋火槍技術的權威著作。
三，搭救順治
清軍進入北京後，湯若望以其天文曆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護，受命繼續修正曆法。這期間他進獻了新制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地平晷、望遠鏡等儀器。
湯若望指出了舊曆的七大謬誤之處，並用西洋新法準確預測了1644年農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時，初虧、食甚、復圓的時刻，終於說服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參與編纂的新曆頒行天下。
此時的攝政王多爾袞獨攬大權，由於他對天文知識的準確掌握，深得多爾袞的信任。多爾袞企圖在北京郊外建一座宮殿，將順治母子趕到皇城外居住。
正當滿朝文武束手無策之時，湯若望向多爾袞上書，說各地星空出現了不少亂象，尤其是在選擇建宮殿的地址上空亂象甚多，是爲不祥之兆。
古人對天道之說尤爲重視，每逢大事，都需要天文曆法的指導。多爾袞因此纔不得不作罷，撤銷驅逐順治母子的計劃。
順治帝親政以前，一直生活在多爾袞的淫威之下，對多爾袞敢怒不敢言，而湯若望堅定地站在了順治帝一邊，曾以多爾袞擅權專政提醒幼小的皇帝。
通曉西方醫學的他，根據自己的醫學常識以及他所瞭解的多爾袞的健康狀況，作出多爾袞將不久於人世的判斷。
不久後，多爾袞病逝。湯若望不失時機地爲順治帝選擇了親政日期，順治帝宣佈親政，御太和殿，鞏固了清初的政權，因此他得到了順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順治帝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尊稱其爲“瑪法”，“瑪法”是滿語音譯，意思是“尊敬的老爺爺”。而他結合西洋新法曆書所編寫的《時憲曆》也被沿用至今，即我們今天所說的農曆。
順治七年，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利馬竇建的一座經堂擴大，建成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處成爲西方神父的起居地。
湯若望在中國傳播天主教的同時，也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帶入中國，對中國的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