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故事大家真的瞭解嗎?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統六國，光靠六位先祖的英明神武是遠遠不夠的;上層建築保證了方向與方法，基層無數秦人上百年的前仆後繼，纔是秦國開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的源動力。
但在史書的記錄中，秦國的變法以殘酷聞名，秦政則幾乎是“暴政”的代名詞。那秦人的不懈奮鬥，是在歷代帝王血腥鞭策下的被迫之舉咯?
事實並非如此。我們首先看看，秦國爲什麼給人以殘暴的印象。
商鞅：我認爲，刑罰與殺戮合乎道德，儒家之義反而是殘暴
戰國時期的秦國，之所以給我們造成“暴政”的印象，主要源自兩方面：
其一，商鞅變法的推行落實，伴隨着大量的刑罰，曾經“臨水論囚，渭水盡赤”，後世文人更是將其描繪爲“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腦補這些場景，讓人不寒而慄;
其二，戰國時期，他國君臣在提到秦國時，常用到諸如“虎狼之國”之類的詞彙，《史記·陳涉世家》中則稱“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
但如果我們據此就認爲秦國對內長期施行“暴政”的話，將有失客觀：
對於第一點，秦國對內大量殺人的情況，基本出現在前十年;而在商鞅變法推行十年後，據各類史料記載，秦國已經“家給人足，鄉邑大治”，且“道不拾遺，山無盜賊”，非常的安定祥和，以至於當初控訴變法太殘暴的秦人立場大變，甚至還有人刻意趕到咸陽，稱讚商鞅變法好、商鞅變法妙：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對於第二點，其實可以這麼理解：對於敵國的觀點，要反着看。在戰國時期，東方各國之所以認爲秦國兇殘，是因爲被打太慘、被斬首的士兵太多，不斷失去親人的各國百姓對秦人恨之入骨。就如同黃歇對秦昭襄王說的那句話：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
但在戰場之外，根據現有史料，並未發現秦國曾對各國實施過屠城行爲，甚至還多次將所佔領城池的敵國百姓放歸本國、改由秦人填充的記載;而秦朝末年的“暴秦”之名，則主要源自各國的滅國之恨，以及對秦制嚴苛的不滿。
因此，對於“暴秦”的說法，下面我們只針對前一種情況：對秦人的刑罰。
在變法前十年中的激進行爲，雖然殘忍，但也事出有因：商鞅變法落實之迅捷、執行面之廣、對社會觸動之深，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極爲罕見;而改革的對象，則是長期與西戎等少數民族戰鬥、混居、融合的西陲秦國，民風彪悍但粗野，甚至還保留着原始社會的影子，以至於被東方各國“以夷翟遇之”。
行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國開展了將原有秩序徹底推倒、重新洗牌的大變革。而在任何時代，最讓人難以接受的，莫過於改變世代沿用的習慣，以及被奪走手中的既得利益。而商鞅的應對手段也很簡單直接：罰，甚至殺。
而面對他人的指責，《商君書·開塞第七》中，商鞅曾進行了駁斥：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即：以嚴刑峻法治國，能杜絕犯罪行爲的產生，將會使國家強大;一個國家強大了，就能讓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富裕強大;如果兩個鄰國同時強大了，就會互相忌憚，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戰爭;如果全天下都能遵守法制，則天下太平、迴歸到大治的最高境界。
所以，自己以刑罰治國，是爲了讓人們不犯法，最終會反過來保護他們，所以很合乎聖人所說的“仁者愛人”的理念;儒家無視人性的複雜性，一味提倡以仁義治國，只會造成社會混亂，最終則會帶來真正的殘暴。
那麼，如果制度只管民、不管官，或者百姓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那秦國的政治，也許就真的淪爲特殊階層的暴力工具了。所幸事實並非如此。
信賞必罰、一視同仁，秦國變成了不知疲倦的機器
在秦昭襄王執政後期，距離商鞅之死已經七八十年，儒學大家荀子前往秦國遊歷。在《荀子·強國》中，他記載了自己對秦國朝野的感受：
入境， 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 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 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 無治者，古之朝也。
秦國百姓樸實、守規矩，畏懼國法;
大小城鎮的官吏態度認真、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
咸陽城的士大夫，公家、衙門兩點一線，不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明智通達、廉潔奉公;
秦國朝廷辦事效率極高，每天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須處理完畢，一片輕鬆閒適，好像當天沒有發生過任何大事一樣。
因此，荀子感嘆道：這真是存在於古代的理想國啊。(不過荀子最終還是挑了個刺：“則其殆無儒邪!”即沒有儒家。這不是本文重點，在此不贅述)
而秦國之所以能實現爲荀子所讚歎的治理成就，靠的只有一點：信賞必罰。
商鞅變法內容繁雜，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核心思想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爲：取消貴族特權，一切榮華富貴的獲得，只與兩件事有關：打仗、耕種(女子得紡織)。
在此基礎上，秦國設立了嚴格的等級制度，“明尊卑爵秩等級”;當然，明尊卑不是爲了擺譜，而是將其與具體待遇掛鉤，以刺激各階層圍繞着農戰瘋狂奮鬥：“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簡單點理解，秦國的利益分配模式被徹底改變了。原本是“龍生龍，鳳生鳳”，貴族自帶特權光環，躺着就能享受榮華富貴;如今，地位與所做出的貢獻掛鉤，混吃混喝的時代結束了，權貴家中的僕人、食客都要按人頭收稅，並且會被朝廷從重役使;而普通老百姓，則可以突破原有階級藩籬，得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有人可能要問了：後世王朝也都有賞罰，但在大部分時期，要麼只獎勵親信、不惠及普通人，或者該罰時雷厲風行、該賞時百般抵賴.....總而言之，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秦國難道不會變成這樣?
別說後世，即使在戰國時期，東方各諸侯國正是有這個毛病：
今天下......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韓非子·初見秦》)
東方各國全國百姓，擴軍數十上百萬;戰場上利刃當前、刑具在後，可將士們仍舊崩潰、逃跑，很少拼死作戰，這不能怪這些士兵，而要怪六國君主：他們說一套做一套，許下了重賞的承諾，卻很少兌現;對於違反規則的將士，信誓旦旦要懲罰，卻只挑軟柿子捏、欺軟怕硬;賞罰無道、言而無信，壓根沒人願意爲君主拼命。
而秦國則完全相反。商鞅變法，最常見的一個字就是：壹，也就是一致、統一、始終如一。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君主的政策，獎賞、刑罰、教化，必須對所有人都保持一致;
“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爲邪。”國家政策統一，老百姓就安居樂業，政府就有了信用，各級官員也就不敢以權謀私;
“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舉功以任之，則上下之稱平”。國君政策統一、一視同仁，封官授爵來獎勵民衆，按照功勞來任用官員臣子，如此一來，自然公正，各階層自然會竭盡全力、各展其能。
像上面這樣的政策主張有很多，因此韓非子說：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
韓非子活躍時期是在戰國末期，也就是說，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的百餘年間，確實做到了信賞必罰、公平公正。
在這種制度下;在國內“甚畏有司而順”的樸實秦人，到了戰場上則是另一番面貌：
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商君書·賞刑第十七》)
想獲得富貴，必須打仗;所以人們聽說要對外作戰，會高興地提前互相祝賀;秦人平時所唱的歌謠，也都跟戰爭有關。因此，樸實的秦人，到了戰場上就變成了虎狼之師。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韓非子·初見秦》)
秦人從離開襁褓到長大成人，即使這段期間從未見過任何敵人、一直在國內做個溫順樸實的老百姓，但一聽說要打仗，立即高興的直跺腳，個個在戰場上甩開膀子、迎着利刃、赴湯蹈火。
這就是秦軍可怕的祕訣所在，也是秦人持續戰鬥上百年而不知疲倦的根本原因。
刺激百姓，也約束官員，秦國官吏不好當
封建時代，官官相護、共同魚肉百姓，在各個朝代都難以避免。那麼，秦國是怎麼做的呢?
上面提到了：“壹”，一視同仁。此外，針對官員們，秦國還有特殊的政策。
其一，嚴格到苛刻的行政效率要求。
“以日治者亡，以夜治者強，以宿治者削。(《商君書·去強第四》)”當天處理完政務的國家可稱王，到了夜裏能完成的也能變強，但隔夜才能完成政務的國家，一定會被削弱。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商君書·墾令第二》)”絕不允許把當天的政事拖延到第二天才辦，如此一來，心懷不軌的官員們就壓根沒機會剝削老百姓。
其二，上下一致的監督體系。
“吏雖衆，事同一體也。夫事同一體，不可(《商君書·禁使第二十四》)”。有些諸侯國治國的方式很簡單：多設置官員，寄希望於實現面面俱到的監管。
但官員再多，他們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而利益一致的人，只會互相包庇，而非互相監督。因此，秦國的督查辦法是，設立不留死角的連坐制，官員、百姓間互相監督。
任何人員，若對相關法律條文存在疑問，都有權要求主管法令的官員仔細闡述;相應釋法人員要將對應的內容明確寫在文書上，同時列出具體日期甚至時辰，正式向有關人員詳加解釋。如果百姓觸犯的法律項目，正好是官員沒有宣告、解釋過的，那麼相應的懲罰將落到主管法令的官員身上，即使死了也逃不掉：“即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也就永無時限的追責制。
秦國對官員的嚴格管理，即使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仍能看到效果。公元前213年，秦朝廷把那些徇私枉法、私自放罪人出獄、將無辜百姓抓進大牢的官吏悉數流放，要麼北上修築長城，要麼到南越荒蠻之地去守邊：
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處南越地。
可見，在秦國/秦朝當公務人員，可並不是一件美差啊。
單純的嚴刑峻法，只能維持一時之效，不能作爲長久的治國之道。秦國在商鞅變法後的一百多年裏，能數代如一、持續推動國力的滾雪球般增長，能孜孜不倦、將一輩輩秦人捆綁在統一天下的大業上，靠的是制度提供的信用與公平，以及通過努力拼搏改變自身命運的機遇。畢竟，秦法雖嚴，但貴在一視同仁;農戰雖苦，但勝過無辜而亡。
畢竟在同時期的東方各國，那些底層百姓們，即使再努力奮鬥，也很難改變悲慘的命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的悲泣，難以改變楚國的民生;
“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邯鄲之圍時，出力抗敵的趙國百姓，困頓到拿人骨當柴燒、換孩子當飯吃;而平原君後宮成百上千的姬妾、侍女們，卻仍舊養尊處優、綾羅綢緞、山珍海味吃到膩......
史書常抓住秦國的嚴苛法律說事，卻故意迴避新制度給普通人帶來的扭轉人生的機遇;士大夫們爲上古的貴族政治唱讚歌，卻幾乎只有屈原想到了在底層苦苦掙扎的老百姓。相比較之下，秦國的百姓，幸福感可高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