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戰國時期，儒家爲啥敗給法家?接下來小編爲您講解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但當時的政治生態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統治者有用，就會被採納，反之就會無人問津。所以儒家輸給法家，只有一個原因：不實用。
儒家與法家的目標一致，但操作方式相反
儒、法看起來勢同水火，但他們卻有着共同的目的：維護、強化君權。《史記·太史公自序》就對此進行過分析，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法家者“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由此可見，他們的目標出奇的一致：明確等級、強化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所以，歷史上存在着一個看似荒誕卻很合理的現象：我們所熟悉的法家代表人物，都曾拜儒家爲師，李悝、吳起的共同老師是孔子的直傳門生卜子夏，李斯、韓非子則都是荀子的弟子。
而法家之所以拋棄師門、自成一派，則是源於一個最關鍵的分歧：該如何達成等級分明這一目的。
儒家的思路是復古，即重拾周王朝的禮制，加強品德教化，讓人們安分守己、恪守自己階級的本分，自覺地規範自己的行爲;
法家則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條路線：嚴刑峻法，以賞罰來逼迫人們按照規則行事。
如果說前者是培養自覺性，後者就是以威逼利誘脅迫。這體現了兩大流派對人性的不通看法：儒家認爲人性本善(荀子除外)，可以通過教化引導人們守禮節、知榮辱，就像三王(大禹、商湯、周武王)時期那樣。
法家對此很不以爲然：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早已不像上古時期那樣淳樸，而是變得虛僞狡詐，商鞅說得很直接“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即：你是個好人，並不代表能讓你接觸的人都變成好人。而韓非子則更是點出了儒家理論的兩大漏洞：
其一，儒家主張用賢人治國，但是每個諸侯國有幾個賢人?
其二，儒家主張以仁愛獲取百姓的支持，從而實現國泰民安。不過，人間最大的仁愛莫過於父母對孩子，但你看每個孩子都聽話嗎?有多少頑劣的孩子讓父母束手無策?
對於不聽話的孩子，暴打一次、餓兩頓就會老老實實;同理，對於不守規矩的百姓，任命一個天賦並無特別之處的官吏、拿副鐐銬就能擺平。
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
改革實踐：法家立竿見影、儒家勞而無功
戰國時期的幾大強國都進行過法家變革，而且無一例外的收到良好效果：
魏國李悝變法，讓國土狹小的魏國，成爲稱雄中原半個多世紀的頭號強國，一度將秦國牢牢壓在關中;
楚國吳起變法，短短几年內讓楚國“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齊國鄒忌改革，則重點通過整頓吏治入手，實現了“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的目標，齊國甚至通過桂陵、馬陵之戰，把魏國拉下頭號強國的寶座;
韓國申不害變法，則也使弱小的韓國保持了15年的安定：“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當然還有劃時代的商鞅變法，在此不再贅述。
而無論在春秋還是戰國時期，儒家也曾獲得過一展身手的機會，但最終結果都比較尷尬：
春秋時期，齊景公曾考慮過重用孔子，但很快在士大夫們的反對下不了了之;到了戰國時期，魏安釐王也曾任用孔子的六世孫孔順爲相，按照儒家的思路進行改革。但孔順在這個位置上待了九個月，不僅魏王不聽他的“陳大計輒不用”，權貴們也極爲反感，最終他就不得不無奈稱病退位。
而儒家之所以如此式微，是因爲其自身存在着明顯短板
第一，過於繁瑣，事倍功半。《史記·太史公自序》曾這樣指出儒家思想的毛病：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儒家的理論過於繁雜，沒幾個人研究得透，所以說它“學說廣博卻毫無要領，費盡力氣卻收效甚微”。而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期，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有足夠的時間、空間來讓儒家慢慢施展其治國之道。相反，與時俱進、極度務實的法家，則以見效快的特質受到了各諸侯國的一致青睞。
第二，一味復古，不能與時俱進。當初孔子在齊國時，晏嬰曾勸齊景公不要重用孔子，他的理由是：
“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即儒生能說會道，沒辦法用法來約束他們;
“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他們高傲任性自以爲是，不能乖乖的當臣子;
“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他們重視喪事，提倡厚葬，甚至不惜傾家蕩產，如果形成風氣將會浪費社會財富;
“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像職業的政治掮客，不能委以重任、治理國家。
“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時代發展到今天，早已禮崩樂壞，周王室都能衰弱，他們那一套還能用嗎?
也就是說，當時的儒生，過於沉迷於古制與時代格格不入。
那麼，爲什麼禮制在上古時期有效，在春秋戰國時期卻逐漸淪落呢?主要源於生產力的進步。夏商周時期，鐵器還未投入使用，生產力低下、交通不便、社會資源極度有限，爲了維持生存，各階級遵守規則、循規蹈矩，是實現資源的最合理分配的有效管理模式。而到了戰國時期，隨着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以及交通條件的大幅度提升，社會資源豐富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求利是人的本性，爲了攫取更多利益，人們早已擺脫了禮制的束縛，以智慧、力量、權謀去爭取榮華富貴;而相比較之下，法家的獎懲理念，則能很好地適應時代的需要、人們的需求，並且可以將權力牢牢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因此得到了廣泛採用。
甚至到了西漢時期，一代雄主漢宣帝也曾這樣批評儒生：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可見，即使在這時，儒家仍有不合時宜、鼓吹古制、非議朝政的毛病;若思想混亂，則朝政自然隨之動盪，這顯然不符合統治者的要求。因此，漢代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給法家的務實內核披了層仁義的外衣罷了。就像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要知道，當時的儒家思想已經經過了董仲舒等人的改良;由此可見，在數百年前的戰國時期，儒家理念僵化到何種程度，這就是在那時它競爭不過法家的原因。不過法家也並非那麼美好，它的最大弊端若歸結爲兩個字，那就是“愚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