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迎來了中國古代航海史上最盛大的創舉——鄭和下西洋。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共計七次。在永樂大帝那個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具有遠洋航行能力的大國，鄭和下西洋是中華民族征服海洋的一個重要標誌。然而，明朝的航海事業爲何能達到歷史巔峯呢?
鄭和七下西洋
從1405年到1433年，朱棣派鄭和率領船隊七次下西洋，在航海過程中，鄭和船隊從南京出發，沿着江、浙、奧等海岸線南下西行，最遠到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的東海岸。
其中，第一次遠航中，首先到達占城，從舊港經過滿剌加，向西航行到蘇門答臘島，隨後艦隊進入印度洋，途徑翠蘭嶼、錫蘭山，繼續向西北航行，直到小葛蘭、古裏方纔返航。鄭和船隊於1407年6-7月份回國，帶來爪哇、蘇門答臘、小葛蘭、滿剌加、古裏、阿魯等國的貢使。
第二次出使西洋，與第一次航海路線大致相同，帶去了明成祖詔諭和大量賞賜，帶回奇珍異寶，珍奇異獸無數;鄭和在返程期間造訪暹羅，並帶回渤泥國王。
第三次出使西洋，航線變化不大，但規模卻十分龐大，沿途訪問了更多地區和國家，這一次航海，鄭和船隊開始肅清海道的行動，其政治外交業績更加輝煌，在占城受到了盛大歡迎，並在航海過程中，廢立錫蘭國王，建立滿剌加王國，在暹羅遣返何八觀等，由於發生錫蘭山事件，未能將這次航行擴展到阿拉伯海。
鄭和第四次下西洋，率領大宗寶船沿着舊航路，穿越阿拉伯海，停靠波斯灣;而小宗船隊從蘇門答臘出航，繼續西行橫渡印度洋海域，途徑馬爾代夫羣島，抵達東非海岸，然後向北再次路過阿拉伯海，進入紅海，訪問默伽、天方國等國家。
第五次航路與以往不同，先歷經西洋諸國，在返航途中歷經占城、滿剌加、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山、阿丹等二十多個國家;再通東南諸番，訪問蘇祿、呂宋、渤泥等國;其中蘇祿國王率領龐大使團來華朝貢，最終死在明帝國，永樂皇帝特意在德州爲他建造了奢華陵墓，以示恩撫。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永樂十九年，中途遇到海上颶風，而被迫返航。第七次遠航，是明仁宗時期，朱棣去世後，朱高熾登基，立即下詔停止下西洋活動，在1422年-1430年的八年時間裏，鄭和與將士共同守備南京。直到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纔再次派遣鄭和出使西洋，以追憶永樂年間“萬國來朝”的盛況。這次航行也是最後一次航行，航行路線與第三、四次基本相同，歷時三年之久。
鄭和下西洋歷時28年，共進行七次遠航，造訪三十多個國家，每次至少有60餘艘主船，各種類型的海船百餘艘鄭和每次出航都要帶領兩三萬將士，一艘船可容納千餘人，這些人分爲航海、外交、保障、戰鬥等四大類，各司其職。
《三寶太監西洋記》，所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五種船型，分別爲寶船、馬船、糧船、座船、戰船。其中寶船是福船，這種船，船體微胖、尖底、船體採用“蜂窩”結構，能使材料的利用和剛度達到最優化，並且船身兩頭出梢、龍骨是縱向通體，採用二至六層多層甲板船體。
《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自己坐的寶船也是福船，每次出海都帶有大約60多艘的寶船，船上有四層建築，9桅12帆，穿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外觀樣式豪華精美。中型大的寶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李約瑟認爲，鄭和寶船是同時期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其體積比西歐的船隻要大多了，在造船技術方面，明朝要遠遠高於同時的西歐國家。
我國古代船舶製造業經歷三個高峯期，即秦漢時期、唐宋時期以及元明時期;到了元明時期，我國船舶類型主要分爲三大類即：廣船、福船和沙船，這三種船型應用於不同的領域，各具特色。
廣船，顧名思義就是廣州附近船隻的統稱，造船的材質主要是鐵力木，其通體堅硬如鐵，而倭寇的船隻通常採用鬆杉木，抗不住廣船的撞擊。廣船其船型特點是頭尖體長，上寬下窄，體型大，船身堅固，抗耐波濤，且防火性能好。
此外，廣船設置多個“水密隔艙”極大地提高了安全性能，其動力採用多孔舵，減小航行阻力，操作方便。廣船的缺點也非常明顯，那就是造價過高，維修困難。
沙船，宋代稱防沙平底船，元代稱平底船，到了明天統稱爲沙船;主要建造材質是山樟木，其獨特的造型，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沙船平頭、方尾、平底、長比寬大、多桅多帆、吃水教淺、載重量大等特點;不僅可以在多沙灘淺水區域行業，還適合於在內陸大江大海中遠航。
沙船被廣泛應用於官船、軍船、漕船，鄭和下西洋中，隨行的船隻有不少沙船;沙船在民用船隻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其缺點是受水面積大、波浪抗擊能力差。
福船，福建、浙江一帶尖底木帆船的統稱，建造材質爲鬆杉木，尖底、但船底趨於平滑呈U型，小方頭，闊尾多水密隔艙，這樣的船型不僅有利於保持平衡性，還可以增加載貨量;福船尖底船，採用了風帆動力系統，適合遠行、抗沉性能良好。
福船船身寬闊，船上有“樓”和“棚”便於防禦作戰，明代在福船上推行了大量新型火器，外加福船噸位較高，在軍事作戰中性能優異以及出色的航海性能，被廣泛地應用於航海和對外貿易中。福船的缺點也很明顯，由於材質是鬆杉木，不耐蟲蛀，抗耐性差，由於是風帆船，在沒有風力輔助的情況下不能航行。
明朝航海爲何能夠達到我國古代的巔峯?
元朝承襲宋朝，造船技術臻於頂峯
明朝的航海技術繼承元朝，而元朝則繼承於宋朝，蒙元帝國“跨海征服”的軍事需求，使得元朝造船業發展獲得極大動力。當元朝軍隊南下征服南宋時，採納了南宋降將劉整的計策，造戰艦，教習水軍，奪彼所長，這纔有了戰襄樊、取荊江，順江而下，直取建康、臨安，滅南宋。
元帝國從水軍建設中嚐到了甜頭，特別是忽必烈時期，征服琉球、日本、高麗、戰爭、爪哇等國都採用水軍;數千艘戰船，數以十萬計的兵力，這種大規模的跨海行動，對戰船的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造船業無疑是最大的推動力。
元朝的漕運需求以及海外貿易的發展對造船業也是一種極大的促進力，京城元大都糧食需求量大，而主要的糧食供應區是江蘇、浙江地區，漕糧運輸的最主要途徑是經過大運河的水運，元朝統治者對漕運的極爲重視，以及承襲南宋海外貿易的再度繁榮，使得造船業蓬勃發展。
明朝造船技術承襲於元朝
明朝承襲於元朝，其造船技術也不例外，特別是鄭和下西洋後，更是促進了造船和修造的工藝水平，這個時期涌現出了大批能夠建造寶船的能工巧匠;他們經驗豐富，能夠根據需要，製造出各種類型的船。
《龍江船廠態》記載“永樂年間，江西、湖廣、福建、南直隸等，熟於造船者，縶家於提舉司隸。”
這些造船工匠，專業分工明確，造船技術高，工匠分爲四廂，分別是製造木木梭櫓的，製造船木鐵纜的;修補舊船的;是製造棕篷等物的。他們能夠造出通往琉球的“封舟”，抗擊倭寇的戰船，適合遠航的福船。
筆者認爲，明朝造船及航海技術之所以能夠達到巔峯，這與統治者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朱棣想建立一種新的朝貢體系——華夷秩序，通過這種“厚往薄來”的體制，以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思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臣服四周，也通過鄭和下西洋龐大的艦隊，揚我大明國威，進而解除沿海地位安全威脅。
明成祖朱棣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五徵漠北平定蒙古維護邊疆穩定，編撰永樂大典，打造文化繁榮;他派鄭和下西洋，造就海上絲綢之路，使古代航海事業達到歷史的巔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