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春秋時期宋國第二十任國君，宋襄公是歷史上頗富爭議的一個人物，讚美者認爲他仁義有信，具有貴族精神;批評者認爲他虛僞殘暴，是假道學的典型。泓水慘敗讓後人對宋襄公貽笑千年，但是他的仁義，道德還是值得讚頌的。
宋國的襄公志存高遠，一心想接手齊桓公留下的霸權。畢竟商湯是宋國人的祖先，再說當時諸侯爵位也分高低貴賤，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宋國公爵的地位也算高不可攀，更何況宋襄公還幫齊國平叛，只因齊國人對新君無虧非常不滿，不到三個月就將他殺斬，隨後經過宋襄公的前後串聯，幫助無虧的哥哥姜昭回到齊國宮殿，齊國從此由這位齊孝公掌管。
宋襄公自認爲幫助齊國渡過難關，兼之自己出身高貴的血緣，所以繼承齊桓公的霸業理所當然，然而宋襄公忘了稱霸的關鍵，就是自己的國家要有兵有錢，可宋國的實力非常有限，還以爲自己可以和齊楚比肩，竟然大模大樣地效仿齊桓，邀請諸侯各國會盟商談，秦晉兩國不可能抽出時間，大國中只剩下楚國肯來賞臉，但楚成王的目的是要宋襄公丟人現眼。
會盟要求不許私帶刀劍，宋襄公堅守着誠信仁義的理念，沒做任何防範，最後卻被楚成王欺騙，恥辱地做了楚國的囚犯，歷盡千難萬險，才被楚國釋放返還，受此大辱當然難以心甘，時刻準備着要和楚國徹底清算，想等到這樣的機會並不難，即使宋國不主動找楚國麻煩，楚國也有北進中原的心願，最終爆發了著名的“泓水之戰”。
結果是宋國輸得很慘，原因也是宋襄公對仁義的固執己見，其實宋兵早已枕戈待旦，卻眼看着楚兵匆忙渡河上岸，如果楚國軍隊在水中走到一半，宋兵趁機下水偷襲一番，一出以弱勝強的好戲有機會上演，但宋襄公認爲會有損君子尊嚴，最後按照當時作戰的習慣，等着楚國準備完善，弱小的宋國纔將攻勢開展，一場慘敗不可避免，宋襄公還受到重傷導致命喪黃泉。
宋襄公在陣前大講規矩。什麼不能再次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頭髮花白的老兵、不能將敵人阻於險隘中取勝、不能主動攻擊尚未列好陣的敵人。而且還一口一個“君子”如何如何。結果戰敗，落了國人的埋怨，他自己也受重傷而死。後人更是以“宋襄之仁”這個成語嘲笑了他兩千多年。這個宋襄公所堅持的“古之爲軍，臨大事不忘大禮”，是真的在講“仁義”呢，還是他爲自己的“蠢豬”行爲找理由?
宋襄公是不是個“仁義”的人?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子，但非長子。王位本來非他莫屬，他居然要讓賢給庶出的哥哥目夷。王位這種東西從來都是被爭的你死我活，主動謙讓者實在是世間罕有。所以哥哥太感動了，認爲宋襄公比自己更“仁義”，更適合做宋國國君，這下宋襄公才勉強答應。在巨大的權力面前宋襄公都能放棄，說明他的“仁義”修煉真是到位。也有人說這是他在做秀，藉着仁義的幌子表演，明知父王不會讓哥哥繼位。那麼，“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託孤宋襄公又是爲何呢?目光如炬的齊桓公難道會看走眼?
宋襄公的翩翩君子之風深受齊桓公的賞識。齊桓公晚年，諸公子爭位鬧得不可開交。桓公將公子昭託付宋襄公，希望待齊國內亂平定後，襄公能幫助昭繼位。襄公果然不負重託。這件事使宋國的國際影響力大大提高，爲宋襄公進入“春秋五霸”排名奠定了基礎。
宋襄公爲什麼要尊“禮義之兵”?
春秋時期有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叫《司馬法》，傳說出自於姜太公之手。《司馬法》是專講作戰事宜的，中心思想是“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所以宋襄公在戰爭中講求“仁義”是有一定時代背景的，並不單單出於自己一廂情願的“仁義”。
宋國講禮儀，但楚國屬於蠻夷之邦，要的是千方百計取勝。兩國的作戰思想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宋襄公所提到的等敵方擺好了陣勢纔開打，正是所謂的“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左傳》中曾記載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就是典型的循“禮”之戰。當雙方戰車在約定地點相遇，華豹向公子城射箭，結果沒射中，他準備再補射一箭。這時公子城大喊：“華豹，說好的一人一箭，你賴皮，現在該我射你了!”華豹立馬乖乖放下弓箭，老老實實給人家當靶子，結果被射死。《左傳》成書於春秋末年，對這類以生命捍衛武士尊嚴的故事予以褒揚。所以宋襄公遵守軍禮古訓，在當時並無不妥，反倒是楚國蠻夷破壞規矩。
到了戰國時期，《孫子兵法》的問世，開張名義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將“詭詐奇謀”的作戰方式推到了至高地位。“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戰爭從此沒有了“溫情脈脈”而是極端冷酷無情。
泓水之戰宋國的戰敗不僅完結了宋襄公的生命，也標誌着自商、周以來提倡的“禮義之兵”退出了歷史舞臺。
如果宋襄公不舉“仁義”大旗，這場戰爭會怎樣?
面對強楚，齊、晉等大國與它交手都未討到便宜，何況宋這樣一個小國?所以在泓水之戰中，即使宋襄公採納了目夷的建議，趁敵人渡河一半時出擊、趁敵人陣勢未擺好時出擊，取勝的可能性也不大。這一戰是宋襄公出於維護面子而進行的一場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戰役。指導他行爲的是根深蒂固的“貴族精神”。
宋國乃殷商後裔之封地，受周天子賜予的“公爵”之位。別看他地盤不大，國力不強，但實屬前朝正宗血統，三個“公爵國”之一。那些比他強大的國家，如齊國是“伯爵”，而楚國是“子爵”，爵位比宋國低得多。所以，宋國國君從骨子到行爲，都體現着“貴族精神”。
尼采曾經說過，貴族最重要一個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這種“自尊”是對自己尊嚴的維護，也是對他人的尊重，所以在立身處世中要講原則、重規矩，時時處處符合“禮”。尤其是在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貴族們尊“禮”行事。邊界甚至可以不駐軍，貴族們放心在居所內飲酒享樂。如有戰事發生，自然敵方會通報，雙方約定時間地點，不會不宣之戰搞突然來襲。即使在戰場上，也有“戰爭禮”可循。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既然無法戰勝敵人，不如維護作爲貴族的尊嚴，合乎禮義，順乎我心。這就是宋襄公說的，如果靠不仁取得了勝利，那就不叫勝利了。只是宋襄公幼稚了，他的思想不夠與時俱進。他身處的春秋中期已經被孔子視爲“禮崩樂壞”，孟子也曾說：“春秋無義戰”，單靠個人的修爲想取得戰爭的勝利絕無可能。
隨着歷史的發展，“兵者，詭道也”這種思想成爲戰爭的基本思維。所以隔着兩千多年的歷史時空，我們笑他的迂腐、笑他的教條主義，實質上是我們沒有弄懂這個殷商後人爲自己留下的最後一抹貴族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