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僅次於皇帝，統率百官有法律賦予的相權，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相權甚至等同於君權。秦漢時期，宰相都叫丞相，是朝廷正式設置的官職。而到了唐宋以後，宰相的名稱則五花八門，有着不同的叫法。
宋代是宰相名目最多的一個朝代，在北宋的前一百多年時間當中，宰相的設置多沿襲唐制，凡是掛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一律都叫宰相，而掛着“參知政事”頭銜的則是副宰相。
不過，同中書門下事和參知政事這兩個頭銜，也不是亂加的，一般都加在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等官員身上。正是由於這些官員的原職品級不同，所以即便是有宰相、副宰相之實，在叫法上也有區別。
比如尚書左、右僕射的級別高，就叫“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級別略低，就叫“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如果是一些資歷較深且很有威望的官員，又要加上一些名譽頭銜，比如太尉、太保、司空等一類的，以表示朝廷對他的尊崇。如果是一些資歷淺但很受皇帝寵信的官員，那麼就加上“同平章事”，以便參與朝政，這就和現在的常委相似。
北宋時期爲了加強皇權，在宰相人數的設置上一般爲3至5人。到了宋神宗時期，有一個歷史上較大的事件叫“元豐改制”，改的主要是官制。
元豐改制後，以尚書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還兼門下侍郎爲正宰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爲副宰相。比如司馬光就曾擔任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度曾擔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有意思的是，北宋時期對宰相的權力分配並不合理。理論上來講，正宰相的權力肯定要比副宰相大，可實際上副宰相身在中書省，執掌議政、取旨和出令，事權就比身在門下省的正宰相要大。
比方說宋神宗時期，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副宰相蔡確，就要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的正宰相王珪權力要大。如果從名分和排班來講，王珪都要高於蔡確，可實際上卻是相反的。這種有悖於常理的做法，無非就是宋代皇帝爲了使正、副宰相之間互相牽制，給正宰相更高的政治地位，給副宰相更多的事權，從而由皇帝獨掌大權。
儘管北宋皇帝對宰相採取了制衡措施，但還是不放心，於是又在中書和門下兩省設立了專職侍郎，他們和尚書左、右丞替代了原來的參知政事，成爲了事實上的副宰相。
南宋高宗時期，中樞機構再次發生了變化，以尚書左右僕射加同平章事爲宰相，門下與中書兩個侍郎爲參政政事，即副宰相，廢除了尚書左右丞。這個時期，宰相的數量相對較少，權力比較集中。這也是因爲形勢所迫，當時金兵南下軍務繁多，各種政務需要集中處理，不宜分權過散。
然而君權與相權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相權集中勢必侵蝕君權，高宗時期就出了不少的權相。比如汪伯顏、黃潛等。最具代表性的還是秦檜，他掌權長達19年，不少官員在他手上都吃過苦頭，抗金名將岳飛就是被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的。
事實上，宋代的官職制度比較複雜，處處體現了皇帝集權的特徵。宰相的名稱也是多種多樣，除了以上幾種以外，在很多宋代史料上還能看到諸如“平章軍國重務”、“同平章軍國事”等頭銜，其實這也都是宰相的另一種稱呼。
只不過這類稱呼用的不多，比如北宋時期的文彥博，在官場摸爬滾打50餘年，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皇帝，可謂四朝元老。爲此哲宗任命他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如果瞭解兩宋歷史，就不難發現宋代的宰相權力普遍不大，因爲宋代還有一箇中樞機構叫樞密院，它和掌管政務的中書門下合稱“二府”。
樞密院是最高的軍事機關，最高長官是樞密使，主要是掌控軍權，同時也有分宰相之權的意圖。樞密使和宰相經常有矛盾衝突，造成極大內耗，影響中央權力機構的正常運轉。所以，宋代中央機構辦事效率低下，作風拖沓也是官職設置不合理帶來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