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學術風氣活躍的時代。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在競爭中能夠存活下來的諸侯眼裏，沒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沒有什麼“效仿古代聖人”，更沒有君王相信“三代垂拱而治”，一切都圍繞着“變發圖存”四個字進行。
在這一“求變”的過程中，當固有的軍事理念、戰法等慢慢不再適應形勢、不能克敵制勝時，先軫、魏舒、孫臏、趙武靈王先後掀起了四次重大軍事變革，對後世軍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其中三晉地區竟然獨佔三次。
01：“崇禮”轉向“詭詐”
在中國戰爭史上，有一件如今看來是鬧劇、當時看來正常的戰爭，就是泓水之戰，典故“宋襄之仁”就源於這一戰。楚軍渡河時，宋襄公不肯半渡而擊;楚軍過河整軍時，宋襄公等待楚軍佈陣;宋襄公以爲雙方致禮時，結果楚軍一衝而上，宋軍大敗，宋襄公還被射傷了大腿。於是，宋襄公就成了迂腐的代表，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然而，脫離時代談歷史是耍流氓，以春秋中期時代的氛圍來看，宋襄公真的做錯了嗎?事實上，宋襄公並沒有做錯，因爲西周到春秋時期，一切都以周禮爲標準，包括軍事戰爭在內，兩軍堂堂正正擺下陣勢，然後堂堂正正的交戰，輸贏各自服氣，截糧道、突襲戰、偷襲戰、圍點打援、誘敵深入之類都會遭到時人鄙視。宋襄公大敗之後，不少人埋怨他時，宋襄公教訓說：“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戰時不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同時也不攻打頭髮已經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當作戰時，並不靠關塞險阻取勝，寡人的宋國雖然就要滅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沒有布好陣的敵人。”以後世眼光來看，宋襄公愚不可及，但以春秋眼光來看，宋襄公這是尊重周禮，遵守遊戲規則，楚國蠻夷亂來，勝之不武。
泓水之戰後不久，最有名的戰爭是城濮之戰，掀開晉楚爭霸的序幕，更開啓了“詭詐”用兵的先河。城濮之戰中，晉軍統帥先軫一改自古以來固定僵化的戰爭模式，創造了戰場機動用兵，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的先例，開創了避強擊弱、佯退誘敵、各個擊破的詭詐戰法，比如戰場中晉國上軍將狐毛豎旗佯裝後退，下軍將用車拖曳樹枝，揚起塵土，僞造出撤退的假象，引誘楚左軍攻擊，結果先軫突然調動中軍、上軍前後合擊楚左軍等。城濮之戰中的晉軍戰術，如今看來稀鬆平常，但在“崇禮”的當時來看卻非常詭詐。城濮之戰後，晉秦爆發殽之戰，這是一場晉軍伏擊秦軍的戰爭，與春秋時代堂堂正正的戰法格格不入，這是更進一步的兵行詭詐。在隨後的100多年內，詭詐思想極其興盛，後來孫武在《孫子兵法》中將之提煉爲“兵者，詭道也”。
“崇禮”轉向“詭詐”，這是中國戰爭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改變，由彬彬有禮的戰爭，變爲不擇手段的戰爭。
02：“車戰”走向“步戰”
春秋時期，衡量一國實力的標誌是兵車，文獻記載的“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百乘之國”，兵車越多代表國力越強，駕乘戰車作戰成爲這一時期戰爭的基本特徵，戰車是春秋戰爭的核心與主力。戰國時期，雖然還有文獻以“萬乘之國”形容秦國等，戰車也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但總體是爲以步兵爲主，戰爭方式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麼，從車戰到步戰的巨大革新，到底是如何出現的呢?
公元前714年，鄭莊公攻打山戎時感嘆：“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大概意思是，北戎是步兵，我們是車兵，他們很容易突然靠近而襲擊我們啊!這讓鄭莊公憂心不已。鄭抗北戎之戰中，鄭莊公將兵力一分爲三，採用佯敗誘敵之計，然後擊敗了山戎。雖然贏了，但山戎純步兵的戰法刺激了鄭莊公，尤其在崎嶇之地兵車機動性很差，面對純步兵時極其危險，於是之後創造出了“魚麗之陣”，即將步兵環繞戰車進行疏散配置的一種陣法，儘量發揮步兵的作用，以戰車衝陣，步兵環繞戰車疏散隊形，彌補戰車的縫隙，有效地殺傷敵人。
“魚麗之陣”兼顧了機動性、防禦性與殺傷性，是兵車作戰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但在狹窄崎嶇之地，“魚麗之陣”還是不能解決兵車機動性差的缺陷，於是春秋晚期的晉國魏舒開啓了一項重要軍事改革，這就是魏舒方陣(見下圖)。
公元前541年，晉國上軍將荀吳與上軍佐魏舒攻打山戎等，雙方在大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相遇。山戎是步兵，晉國是車兵，但大原位於太行山區，山巒重疊，道路崎嶇，地形險狹，環境明顯更利於山戎作戰方式。魏舒分析了敵我情況，認爲“彼徒我車，所遇又厄，以什共車必克。困諸厄，又克。請皆卒，自我始”，於是就“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拋棄車子，讓車兵下車編隊作戰，也就是說組成步兵陣型與山戎交戰，史稱“魏舒方陣”。結果，魏舒大敗山戎，取得了大原之戰的勝利。
大原之戰的勝利，《左傳》總結的原因是“崇卒也”，就是崇尚步兵。大原之戰與魏舒方陣，標誌着中國戰爭方式從“車戰”向“步戰”的主流作戰方式的根本轉變，是車、步轉變的劃時代的標幟，之後步兵逐漸成爲戰爭頭號兵種。魏舒發現步兵方陣的威力，也爲之後魏國魏武卒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03：孫臏帶來的軍事變革
一直以來，孫臏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謀略驚人，田忌賽馬、圍魏救趙、增兵減竈等計謀膾炙人口，但鮮爲人知的是孫臏還帶來一個戰術革新，這就是箭陣、弩陣的運用。
弓箭是一種古老的遠程武器，甲骨文中的“晉”、“夷”、“羿”等字就與弓箭息息相關。春秋時期，人們普遍重視弓弩，當時一輛兵車上配有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長，稱“車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執戈矛，並有爲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名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兵車是春秋時戰爭的核心，而弓手是一車之長，可見春秋時期人們對弓弩的重視。戰國時期，《戰國策·韓策一》記載：“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溪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外。”戰國時期，韓國製造的強弓勁弩，射程高達六百步之外，可見當時中國弓弩技術之先進，製造之發達。
但在孫臏之前，人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弓弩可以集中使用，形成一種龐大的密集的可怕的箭陣殺傷力。孫臏時期，魏國以重步兵“魏武卒”橫行天下，壓制秦國、齊國、楚國而成爲戰國第一強，面對魏武卒橫行無忌，孫臏破陣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箭陣。
《荀子·議兵篇》記載：“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對比現代，魏武卒幾乎都是現代特種兵的選拔標準，可見其戰鬥力，尋常精銳與之正面交鋒，幾乎不可能有勝算。但在馬陵之戰中，孫臏使用計謀，一步步吸引龐涓與魏武卒踏進埋伏圈，然後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使用“萬弩俱發”一舉打敗魏國，也將齊國推上了關東六國第一強的位置。
孫臏之後，這一戰術被秦國完美繼承，在秦國一統六國過程中，箭陣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討論如果亞歷山大東征到中國，戰國七雄能否打敗亞歷山大方陣?其實，亞歷山大方陣不管如何機動靈活、防禦力如何，但總歸是一個移動緩慢的步兵方陣，近戰能比得過魏武卒嗎，能逃得過“萬弩俱發”的箭陣遠程殺傷?
04：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國脫胎於晉國趙氏家族，東連齊燕，西接秦國，南臨魏國，北方接壤東胡、匈奴、樓煩、林胡等，可以說周邊強敵環伺。趙武靈王剛繼位時，趙國正處在國勢衰落時期，在與秦齊魏等大國戰爭中，趙國連吃敗仗，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中山、林胡、樓煩也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眼看着被別國兼併，趙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趙武靈王發現胡人在軍事服飾方面有一些特別的長處：首先，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其次，作戰時用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他對手下說：“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着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於是，趙武靈王說“吾國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吾欲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林胡)、樓煩。”決心改革軍隊，向林胡、樓煩學習，推行“胡服”、教練“騎射”。
胡服騎射之後，趙國實力急速上升，滅掉被譽爲“戰國第八強的中山國”，一躍成爲傲視羣雄的東方強國，乃至干涉秦國內政，迫使當時的宣太后(就是羋月)任趙國人樓緩爲丞相。有學者認爲，趙國當時已有一統天下之實力，若非趙國內亂，趙武靈王被活活餓死，可能最後一統華夏的是趙國。
從軍事上來看，胡服騎射的影響毋庸多說，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大變革，促使了騎技和騎射技能的發展，促使了華夏騎兵戰術的進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尊王攘夷、華夏第一、胡人是異類的時代氛圍下，趙武靈王衝破守舊勢力的阻撓，堅決實行向夷狄學習的國策，表現了作爲古代社會改革家的魄力和膽識，對後世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給了後人向蠻夷學習的勇氣與榜樣，因此近代梁啓超認爲趙武靈王是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中的第一偉人。
筆者認爲，先軫、魏舒、孫臏、趙武靈王的求變求新，取得了巨大的軍事成就，可謂是變一次強一國，至少產生一位區域霸主，這是毋庸多說的偉大，註定要刻在歷史的光榮柱上，但更偉大的地方在於，他們的求新求變，再一次驗證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都具有現實的意義，時刻告誡我們不能固步自封，在絕境中要有“變”的智慧與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