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漢傳佛教在晉朝和南北朝是怎麼發展的? 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一起看看吧。
晉朝
西晉年間，官方與民間的佛教信仰，逐漸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餘人。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餘所。
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細字經”和“供養經”等。洛陽大市寺中，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其中部分經文依然保存。北京門頭溝區的潭柘寺始建於西晉年間，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北京)”的美稱。
東晉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晉元帝、晉明帝以賓友禮敬沙門，晉元帝又“造瓦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建業千僧”;明帝也“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建康佛教，盛極一時。東晉初期，名流相繼避世江東，玄風也跟着南渡，從而長於清談的義學名僧竺潛、支遁都爲時人所重。
南北朝
佛教在東晉時代形成南北區域。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多數提倡佛教，以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均盛，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爲道安和鳩摩羅什。南方爲東晉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着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爲慧遠和佛陀跋陀羅。
北朝
北朝佛教起於西域僧侶佛圖澄(232～348)在後趙的弘傳。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310年)來到洛陽。其時後趙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縣)屯軍，專用殺戮來壯大聲威。佛圖澄通過大將軍郭黑略，和他相見，用道術感化，阻止其殘殺，從此中州(今河南地區)人民逐漸奉佛。
後石虎即位，遷都鄴城(今河北邯鄲市臨漳縣、磁縣)，尊崇佛圖澄，一時人民多營寺廟，爭先出家。和佛圖澄同時在後趙的，還有敦煌人單道開，襄陽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橋等。
繼後趙之後，北地佛教最盛的區域是前秦。前秦苻堅篤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道安原在鄴師事佛圖澄，後受請到武邑開講，爲避兵亂，他和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到襄陽講《放光般若》。太元四年(379)，苻丕攻下襄陽，就送道安和習鑿齒往關中。道安住在長安五重寺。
佛教在後秦尤盛。後秦統治者姚興，篤好佛教，又因得鳩摩羅什，譯經講習都超越前代。弘始三年(401年)，姚興出兵涼州，鳩摩羅什入長安西明閣和逍遙園從事翻譯。其時四方的義學沙門羣集長安，次第增加到三千人。
當姚秦佛教鼎盛時，長安僧尼數以萬計，非常雜濫。弘始七年(405)，姚興以羅什的弟子僧略爲“僧正”，僧遷爲“悅衆”，法欽、慧斌爲“僧錄”，令管理僧尼的事務。
期間，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鳩摩羅什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爲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當時北方鑿窟造像之風興起，後秦沙門樂僔於建元二年(366)，在敦煌東南鳴沙山麓，開鑿石窟，鐫造佛像，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但後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滅北齊後進行大規模的滅佛活動，對佛教的發展造成嚴重破壞。
南朝
南北朝時期，南朝佛教以慧遠主持的廬山東林寺爲中心。其他中心，還有建康道場寺。建康爲東晉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羅、法顯、慧觀、慧嚴等都以道場寺作根據，宣揚佛教。
南樑王朝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
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講解《涅盤經》，二十五日由羣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二十七日蕭衍還俗。
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羣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其提倡的佛教僧侶必須恪守素食，成爲漢傳佛教所有僧侶的獨特的基本戒律。
該時期佛教文學，經過歷代譯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佛教也漸次滲入一般文學的領域，以佛典的理趣、風格、詞句及故實入詩文的漸多，詩有羅什的《贈沙門法和》十偈(今存一偈)和《贈慧遠偈》，支遁的《四月八日贊佛詩》、《釋迦文佛像贊》等，慧遠的《廬山東林雜詩》、《報羅什法師偈》、《萬佛影銘》等，王齊之的《唸佛三昧詩》等;文有僧肇的《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等論，僧睿所作諸經論序，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沙門袒服》。
雖誕以淪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實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
於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鹹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摘自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序言
南朝期間，佛教藝術開始興盛。佛像塑造極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陽檀溪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鑄造的無量壽像，竺道壹在山陰嘉祥寺鑄造的金牒千像，支慧護在吳郡紹靈寺鑄造的丈六釋迦金像，特別是處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顒在山陰靈寶寺製作的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在招隱寺製作的五夾紵像和在瓦官寺製作的夾紵行像等。這時並有從外國輸入的造像，如苻堅緻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國金箔倚像。
畫像方面，顧愷之和吳曹不興、晉衛協並稱中國最初的三大佛畫家。顧愷之作品造詣極深，相傳有《淨名居士圖》《八國分舍利圖》《康僧會像》等。關於他在瓦官寺作維摩壁畫，據說“畫訖，光彩耀目數日”。另外，晉明帝、戴逵也善畫佛像，瓦官寺大殿外有戴作的文殊壁畫。此外，綜合建築、雕塑、繪畫的石窟藝術也發軔於此時期。
佛教音樂和文學方面，道安倡始在上經、上講、布薩等法事中，都唱梵唄，並弘傳帛屍梨蜜多羅所授的高聲梵唄，帛法橋作三契經，支曇籥裁製新聲，造六言梵唄，梵響清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