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被後世尊稱爲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太初四年 ，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司馬遷，生於何年，沒有人知道，故鄉到底在哪裏，也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有的說在夏陽(今陝西韓城南)，有的說在龍門(今山西天津)。
司馬遷出身史官世家，父親司馬談，武帝初年擔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撰錄史實，秩比六百石。
不要以爲太史令是個多大的官，在世人眼中，太史令近似於倡優，不僅微不足道，而且上不了檯面。
難能可貴的是，司馬談卻格外珍視這一官職，他曾自豪地向兒子司馬遷歷述自上古以來司馬氏一族中有多位先祖擔任過史官，敦敦教誨司馬遷要以“世典周史”爲榮。
能夠在卑微中仰視家族的榮光，這是一個有信仰並且能夠將信仰傳承下去的家族。
爲了子承父業，司馬談很早就對司馬遷進行了嚴格的教育，十歲前後，司馬遷對《左傳》、《國語》、《世本》等典籍就已經熟讀於胸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遷徙郡國豪強到長安茂陵，司馬遷也隨同家族遷到了茂陵，屬籍顯武裏。
十八歲出門遠行是大丈夫的一杆標尺，得益於家族的底蘊，知曉行萬里路的重要，司馬遷晚了兩年，但也正當時候，二十歲時他隻身遠赴大江南北，廣泛遊覽，神交古今。
長途一路，涉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追尋屈子舊跡，觀覽孔子遺風;重走楚漢爭霸的風雲路;受洗禮，經磨難——千里輾轉回到長安後，司馬遷先後又拜在了兩位鴻儒門下。
一位是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
走天下，拜名師，這一段經歷對司馬遷而言，至關重要，這爲他植下了“史家絕唱，無韻離騷”的根基。
宏大的使命，往往是從悲劇開始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司馬談在隨從漢武帝封禪泰山途中，不幸病故。臨終前，老父親拉着兒子的手哀泣囑咐，一定要繼承父志完成後來被稱爲《史記》的論著。
“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記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
聽到父親的遺言，司馬遷痛哭流涕，俯首受命：“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
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由郎中遷任太史令，開始遍讀金櫃石室藏書，提筆撰作大《史記》。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中年司馬遷給大《史記》定下的基調，然而，就在司馬遷沉浸其中之時，一場潑天大禍卻突然向他襲來。
這一天，朝堂上正在聲討李陵的叛國之罪，漢武帝見司馬遷沉默不語，猝然問了他一句：“卿以爲如何?”
哪裏知道，司馬遷一開口，朝堂之上先是驚愕不已，接着便是怒目一片。
司馬遷說：“(李)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櫱(nie，枝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徒卒不滿五千，深輮(rou，車輪外框)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兵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司馬遷是真正的大丈夫呀!憑他通古博今的才智，豈能不知朝堂上的忌諱，憑他能寫出歷代奇謀，又豈能不知如何在朝堂上避重就輕。但當漢武帝問到他時，他沒有選擇虛僞，更沒有像他人那樣落井下石，明哲保身，而是選擇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爲李陵仗義執言。
每讀到太史公這一段給他帶來奇恥大辱的答話，黑哥都有深深的感慨，感慨太史公是真正有氣節、有性情的君子。因爲由衷地覺得李陵有國士之風，他見不得朝堂上的醜陋，一味地迎合上意，卑鄙地落井下石，所以他要痛斥，痛斥這一些沒有人格的朝堂小人，哪怕犯了衆怒，也在所不惜。
英雄惜英雄，君子賞君子!將胸中的塊壘吐出來之後，司馬遷爲李陵做出的具體辯護之辭同樣讓人感慨，他沒有一棒子將李陵打死，而是儘量設身處地地去看他的付出，看他的犧牲，看他的不易，誠然，李陵投降在本質上是錯的、是恥辱，司馬遷自己也這麼認爲，但在自己開口說話的這個關鍵時刻，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仗義。
該怎麼講這種仗義呢?
也許就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吧。
其實，司馬遷在講完李陵之功後應該再痛斥一句李陵之罪，那樣也許就不會再有後來的奇恥大辱了，怎奈熱血上頭時，人都是顧不了那麼許多的。
漢武帝勃然大怒，是有帝王邏輯的。
在漢武帝看來，李陵不能戰勝，只能戰死，唯有如此才能顯出他對當今聖上的絕對忠誠;不死而降，那就是對皇帝尊嚴的嚴重褻瀆。
可憐司馬遷，因爲這一席話，結果以“誣上”大罪處以腐刑，更叫人感到淒涼的是，司馬遷家貧拿不出錢財來自贖，至於親友、同僚，不是愛莫能助，就是幸災樂禍。
沒有錢，司馬遷很可憐。
不與小人爲伍，司馬遷很悲壯。
腐刑對司馬遷這樣有氣節、有人格、有血性的人來說，是萬難承受的奇恥大辱，但他沒有憤而自殺，也沒有自暴自棄。在被稱爲“蠶室”的幽暗監獄裏，司馬遷忍辱負重，以驚人的毅力和堅韌踐行了他對父親的承諾——沒有完成家族的使命，絕不能死。
信仰見於苦難，苦難使人格光芒萬丈。
因爲有人格，更因爲有信仰，蠶室中的司馬遷雖然身體殘了，再無體面而言，但他並沒有失去激情與棱角，相反，他像一個敢於直面苦難，永不屈服的英雄，一個在宏大史詩中持戟泣血的英雄。
正因爲持筆者有這樣偉大的信仰與人格，《史記》中的許多篇章纔會那樣的激盪人心，澎湃千年。
然而，表面沉默，內心更加激烈的司馬遷終究還是沒能逃過悲劇的宿命。
在蠶室中，他曾給摯友任安寫過一封信，在這一千古名篇中，司馬遷以刻骨的筆觸表露了他內心的痛苦、人格以及信仰——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剃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但這又能怎樣，“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遺憾的是，俗世是殘酷的，也是可悲的，即便司馬遷秉持的是賢聖之心，但因爲堅持秉筆直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史記》還是被扣上了“謗書”的帽子，武帝、昭帝時被禁，直到司馬遷去世二三十年後，才因外孫楊惲的冒死進奏，得以開禁。
寫完《史記》，對司馬遷而言，家族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一生也就再無遺憾了。讓後世唏噓的是，一個曾爲無數先賢豪傑立傳的大家，卻沒能爲自己的最終歸宿在歷史中留下一筆。
他到底是何時去世的?是否是善終?
後來的官史中都沒有明確記載。
只有東漢時期的衛宏在《漢舊儀注》中提到了一筆：“有怨言，下獄死。”
殘燭燃盡，不如憤然謝世!黑哥寧願相信司馬遷死在了獄中，有史家認爲就是千古名篇《報任安書》惹的禍。
······
落落長才負不羈，中原回首益堪悲。
英雄此日誰能薦，聲價當時衆所推。
一代高風留異國，百年遺蹟剩殘碑。
經過詞客空惆悵，落日寒煙賦黍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