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在編著思想上則更類司馬遷，他在《班彪列傳》中雲：“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批評了班固《漢書》的思想侷限。所以，范曄在《後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制了《獨行》、《逸民》、《方術》等類傳，並首創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於正統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爲女性立傳的禁例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態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至於後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容改爲“烈女節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卻遜色多了。
范曄所新設置的七個類傳，除《黨錮列傳》以外，對後世史家影響是比較大的。多數類傳都爲後來的史家所沿襲。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范曄所撰的《後漢書》雖比不上司馬遷所著《史記》那樣，創立紀傳體史書的宏規，也沒有如班固撰《漢書》那樣，建立紀傳體斷代史的範例。但是在完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主要表現在類傳的設置。《史》、《漢》類傳比較少，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現實反映還沒有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還沒有顧及到這些方面。例如劉向在西漢末寫了《列女傳》，《漢書》爲設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而班固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又如儒林、文學的分別立傳也是有必要的，《漢書》沒有分立，到范曄才實現了這一客觀需要。從《後漢書》新增了七個類傳以後，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大體上就齊備了。後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傳目有所增減外，基本固定下來了。
《後漢書》所以成爲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爲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緻的整體規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複繁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後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劉知幾稱讚《後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註》)，王應麟則說：“史裁如範，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