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時期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外文名俄語叫做перестро́йка，發生時間是在1987年6月。
概述
經濟改革(俄語：перестро́йка，國際音標：[pʲɪrʲɪˈstrojkə])是指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自1987年6月起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它與當時的政治改革開放政策(Гла́сность)共同構成了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國內政策的關鍵詞。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詞的俄語字面意義即爲“重建”，其意圖爲改變蘇聯陷入僵局的經濟狀況。
經濟改革開始了蘇聯從計劃體制經濟到市場體制經濟的轉變。改革不但未能改變蘇聯步履蹣跚的經濟狀況，反而事與願違地激化了蘇聯的社會與經濟矛盾，使蘇聯經濟急劇惡化並走向崩潰，最終促使了蘇聯的解體。
戈爾巴喬夫與其經濟改革的論述
背景
繼赫魯曉夫之後，蘇聯的改革時斷時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的政治、經濟已處於危機前的困境。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
內容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爲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時的蘇聯社會與經濟矛盾不斷累積。自斯大林時代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弊端不斷顯現。它實行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計劃模式與實行行政爲主的經濟管理手段，缺乏生機和活力，過於僵化。進入198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放慢，與西方的經濟技術水平，人民生活水準差距不斷加大。
1985年4月，在他任職後舉行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和進行改革的主張。 1986年2月，蘇共27大通過《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同時決定進行經濟政策改革。
1987年6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和組織問題。戈爾巴喬夫陳述了他的“基本理論”，爲日後的經濟改革鋪下了政治基礎。
1987年7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國營企業法。該法許可企業根據市場需求確定產量，採購價格依企業與承包商談判的合同價格而定，國家取消指令性計劃指標，改以國家訂貨與數字控制。由此企業成爲自負盈虧的經濟個體，國家不再會拯救那些虧損的企業，它們將直面破產的危險。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團體代替國家部位對企業實施管理。過去爲企業制定詳細生產計劃任務的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了職能轉變，僅對宏觀生產指引並確定投資優先級。
1988年5月開始實施的《合營法》，是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該法是蘇聯歷史上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來第一次允許製造業、服務業與外貿部門中的私營成分的出現。法律頒佈初期對私營經濟課以重稅並對勞務僱傭進行一定的限制，這些措施在後來的法律修訂中取消。在此背景下，合營的餐館、商店與製造企業開始進入蘇聯經濟生活的舞臺。
蘇聯在外經濟領域的大膽改革，打破了外貿部在絕大多數外貿活動中的壟斷。它允許各工農業分部根據自身責任與權限而不通過外貿部直接進行外貿活動，地方組織與個體國營企業也同時被賦予了這項權利。這些變化體現了對蘇聯終端用戶、供應商和外國貿易伙伴之間交流缺失消除的嘗試。
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在對外經濟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應屬對國外投資的開放，外國投資企業可以與蘇聯政府、國營企業、合營經濟組成的合資企業的形式存在。 1987年6月生效的最初版本的《合資企業法》最多隻允許外方佔有49%的股份並且要求企業的主席與總經理由蘇方擔任。後根據西方投資者的要求作出了相應的讓步，修訂後的法律許可外國投資者佔有多數股份與取得企業控制權。《合資企業法》條款鼓勵外國的投資者投入資本、先進技術與服務、管理技能與蘇聯的勞動力、基礎設施和國內巨大的潛在市場相結合，發揮效益，提升行業水平。
一系列的經濟變革措施並沒有像預想中地那樣“重建”自1980年代以來陷入泥潭的的蘇聯經濟。但原先高度集權的指令式經濟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變，雖然在貨幣兌換和價格控制等方面有所保留。
可是至1990年，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經濟情況的控制。虧損企業財政扶助與不斷的零售價格補貼使財政支出激增，禁酒運動併發的伏特加銷售收入消失與區域自治帶來的稅收截留使中央政府稅收下降。計劃指令式的產品生產方式停止後，傳統的供求關係解散了，基於市場的新供求關係仍然未建立。種種原因，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提高蘇聯的經濟運轉效率，他的中央放權政策反而導致了生產瓶頸。
經濟改革時期的諷刺漫畫
結果
經濟改革開始了蘇聯從計劃體制經濟到市場體制經濟的轉變。改革不但未能改變蘇聯步履蹣跚的經濟狀況，反而事與願違地激化了蘇聯的社會與經濟矛盾，使蘇聯經濟急劇惡化並走向崩潰，最終促使了蘇聯的解體。
影響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短短6年的之後，曾經執政6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丟掉政權，統一的蘇聯多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
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後便發誓要徹底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社會的方向。戈爾巴喬夫自稱，他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後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在背棄馬克思主義、背離社會主義、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線上走得更遠。雅科夫列夫肆意詆譭蘇聯歷史和蘇聯制度，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卻讚不絕口、頂禮膜拜，並利用自己在黨內的特殊身份在蘇共內部興風作浪。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蘇共一小撮高層人物背棄、背離、背叛路線的慫恿和帶動下，蘇聯思想理論和文化輿論界霎時間也變得波濤洶涌、濁浪滔天。借民主化、公開化之際，清算蘇共歷史、抹黑蘇聯制度的言論和文藝作品不斷在傳媒上出現。蘇聯的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激化，多數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
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上臺兩年後，蘇聯社會思想輿論徹底轉向，蘇共在改革模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迅速“右傾”，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危在旦夕。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後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主義”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選擇上，蘇共先是學習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驗，轉而提倡北歐國家模式。戈爾巴喬夫後期，蘇共領導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極爲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幹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但是很快人們便發現，1989~1990年間，“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失去吸引力。即使戈爾巴喬夫給“社會主義”加上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綴也是徒勞。
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沒能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沒能推進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會形勢持續惡化，政局動盪不安，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最終導致蘇共瓦解、蘇聯解體。葉利欽時期的政治現實表明，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羅斯並未開花結果：超級總統制專權，三權分立名不副實;憲法爲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規定與政治現實相差甚遠;多黨傾軋、黑金政治橫行;財閥當道、操縱媒體，家族、寡頭政治盛行;貪污腐敗蔓延，黑手黨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動盪，政局不穩。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引領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和之後葉利欽宣稱的“自由民主主義”道路不僅沒能行得通，反而將蘇聯、俄羅斯先後引向一條絕路和迷途。經歷了10多年的左右搖擺和反覆，俄羅斯社會逐漸認識到：一是社會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東西是萬萬不能動的，有些事情是萬萬不能做的;二是借鑑他人經驗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全盤照搬。有些東西對於他人是美酒，但對於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藥。
“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爲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爲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戈爾巴喬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