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重視吏治
重視地方官吏的選舉，補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舉，他親自召見，詢問治安之術。其清政者給予褒獎。公卿大臣多從有政績的地方官中選拔。
劉詢早年生活在民間，深知吏治好壞將直接關係到百姓的生存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他說“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後，除親自過問政事，省去尚書這一中間環節，恢復了漢初丞相既有職位又有實權的體制外，還特別重視地方長吏的選拔和考覈，並下大力氣整飭吏治。
漢代的郡國介於中央與縣之間，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郡國守相起承上啓下的作用。郡國守相的好壞，不僅關係到一方的安寧與否，也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所以，劉詢對郡國守相的選任，十分慎重和嚴格，規定先由朝中大臣舉薦，然後擇日親自召見考覈，詢問治國安邦之術。著名循吏龔遂被任命爲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劉詢還建立了一套對官吏的考覈與獎懲制度。他多次下詔對二千石(郡守級官吏)，實行五日一聽事制度;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國，對二千石官員的工作進行考察。根據考覈結果，信賞必罰。他頒佈詔令說：“有功不賞，有罪不課，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在他當政時，一大批因政績突出的官員受到了獎勵，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對那些不稱職或有罪的官吏，則嚴懲不貸。
隨着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漸造就而成。其中，還有許多官吏是由低級郡吏察廉晉升而來，或因明經而被提拔。這些循吏(地主階級中有遠見，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執法公平，恩威並施，其統治顯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見(被)恩”，故而得到時人好評。
平理刑獄
昭帝於始元四年(前83)，頒佈特赦令。宣帝親政後，進一步廢除了漢武帝時的許多酷法。設置廷尉平一官，專助廷尉決疑案、平冤獄，把治獄的好壞作爲考覈官吏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這些措施，改變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緩和了社會矛盾。
懲治貪腐
劉詢來自民間，知道百姓對官員貪腐切齒痛恨，所以他一當政，就主張要嚴明執法，懲治不法官吏和豪強。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貪污的官員都相繼被誅殺。大司農田延年在尊立漢宣帝時，作用非凡，“以決疑定策”被劉詢封爲陽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壙，趁僱傭牛車運沙之機，貪污賬款3000萬而被告發。有大臣爲他說情，認爲“春秋之義，以功覆過”，但劉詢沒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詣廷尉”受審，擬以重罰，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殺。
劉詢不僅以執法嚴明著稱，還以爲政寬簡聞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時，除啓用了一些精明能幹的能吏去嚴厲鎮壓不法豪強外，還同時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從而改變了吏治苛嚴和破壞的現象，大大緩和了社會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於他有過牢獄之災的經歷，所以，對冤獄他深惡而痛絕之，提出要堅決廢除苛法，平理冤獄。他親政後不久，就親自參加了一些案件的審理。爲從制度上保證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公元前67年，還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專掌刑獄的評審和複覈，並設置了治御史以審覈廷尉量刑輕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詔廢除了首匿連坐法，並下令赦免因上書觸犯他名諱的人。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國各地巡查，平理冤獄，檢舉濫用刑罰的官員。他還先後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經濟
輕徭薄賦
7次頒佈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6次頒佈賑貸種、食和“勿收責”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昭帝時頒佈“令民得以律佔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宣帝時還下令“勿行苛令”，減鹽價，禁止官吏“擅興徭役”，注意減輕農民負擔。
與民休息
針對武帝末年因對外戰爭、封禪等所造成的國力嚴重損耗，農民負擔沉重，大量破產，使得國內矛盾激化的情況，輔政大臣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多次以昭帝名義下詔下令減輕人民負擔，罷不急之官，減輕賦稅，與民休息。 對外方面，改變武帝時對匈奴長期作戰的政策，一方面加強北方戍防，多次擊敗進犯的匈奴、烏桓等，另一方面重新與匈奴和親，以改善雙方的關係。從而使得武帝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停止下來，有助於國內的經濟恢復與發展。
在經濟方面，因武帝實行鹽鐵專賣引起天下議論，霍光於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召開“鹽鐵會議”，對武帝時各方面政策進行討論。這次政策大討論的情況，保存在桓寬所編著的《鹽鐵論》一書中。經過爭論，取消了酒的專賣，而保留鹽鐵專賣。
昭帝時，因霍光內外措施得當，使得武帝后期遺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漢王朝國力得以恢復。史稱“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漢書》贊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抑制土地兼併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爲制止土地兼併，劉詢即位後，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爲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地主的控制，重新變爲國家的編戶。
劉詢繼續奉行了昭帝時期的輕徭薄賦方針。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當年租稅。後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1算減30錢。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儘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400萬斛，每年就需用6萬人的勞力。他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後，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
在劉詢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爲首要政務。劉詢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爲“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劉詢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爲防止谷賤傷民，劉詢特設立了“常平倉”，以國家力量來干預糧食價格。如果糧食豐收，就以不太低的價格買進，等到饑荒時，則以原價售出。
“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運時，輸谷四百萬斛到京師需要動用關東漕卒六萬人，耗費相當驚人。因此耿壽昌建議就近購買三輔及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之谷，認爲足以滿足京師所需，且可將漕卒的員額減省一半;同時又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儘管早在神爵元年時，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纔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劃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爲由，又認定耿壽昌之舉實乃“費錢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因而極力反對，宣帝則認爲實施常平倉內外部條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採納。
設立常平倉
五鳳四年的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宣帝一一照準。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穀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dí，音“敵”)入、價高時則降價糶(tiào，音“跳”)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穀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爲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外交
在對外關係上，劉詢於本始二年(前七二年)曾聯合烏孫大擊匈奴，後襲破車師，平定西域。趁匈奴內部分裂之機，與呼韓邪單于建立友好關係，呼韓邪單于更是親至五原塞上請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傾全國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業，使邊境逐步寧息。神爵元年(前61年)擊敗西羌，後任將軍趙充國實行屯田，加強邊防，使羌人歸順。神爵二年(前60年)，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北)，設立西域都護府，監護西域諸城郭國，使天山南北這一廣袤地區正式歸屬於西漢中央政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
漢宣大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大漢大發兵鐵騎16萬餘，分五路攻打匈奴，這不僅是武帝更是兩漢400年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外騎兵出征，足見當時大漢軍威何其鼎盛。同時，派遣校尉常惠前往烏孫，節制烏孫騎兵5萬餘，與漢軍東西並進，形成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夾擊匈奴。
匈奴畏懼漢軍，驚惶西逃恰遇烏孫兵，一場激戰大敗而歸，常惠因此封爲長羅侯。第二年冬(前71)，匈奴羞憤，再襲烏孫，遇大雪，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烏孫、烏桓與丁令的乘勢攻擊，國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國力大爲削弱也。不久，漢軍3千騎擊匈，都能捕得幾千匈人而還，匈奴亦不敢報復，而且更向往與漢和不是戰了。這次勝利實武帝以來，堅決執行聯烏擊匈政策結出的碩果。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統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賢撣與新任單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關係不睦，帶着數萬人投降大漢，宣帝特派鄭吉，發渠犁、龜茲諸國兵5萬，前往迎降，一直護送至京師長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斬殺。日逐王后被封爲歸德侯。這掀開了漢匈史新的一頁。
漢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 縱橫萬里的遊牧風暴――匈奴帝國，全盛時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與漢纏鬥140餘年，終於低下高昂之頭，呼韓邪單于親往帝都長安，俯首稱臣做北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