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裏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彷彿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爲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意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爲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啓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爲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着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衆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爲“魔鬼的發明”。直到意大利傳教士範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纔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範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範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纔可洞開?”的感嘆。他一手培訓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對象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爲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爲“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沖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啓、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歷，傳教士的危難纔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爲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爲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不曆法，除了爲民衆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啓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啓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罵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爲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歷名爲《大統歷》，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歷》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札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臺臺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啓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啓，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啓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歷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啓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啓進行修歷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啓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歷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歷》，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歷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歷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爲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歷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啓領導的西法歷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爲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啓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瞭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歷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爲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爲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歷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