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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說崇禎帝是個極其複雜、難以捉摸的人?他有六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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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檢,即崇禎帝,字德約,明朝第十六位皇,也是明朝作爲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異母弟,母爲孝純皇后劉氏。下面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習慣於將古代帝王分爲明君(如唐太宗李世 民)、昏君(如宋高宗趙構)、能君(如明成祖朱棣)、庸君(如清咸豐帝)、仁君(如漢文帝劉恆)、 暴君(如秦始皇嬴政)。

而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卻很難用一個名號來蓋棺論定,因爲這位皇帝既有能君業績,又有庸君形狀;既有明君風采,又有昏君行徑;既有仁君姿態,又有暴君手段,是個極其複雜、 難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爲什麼說崇禎帝是個極其複雜、難以捉摸的人?他有六副面孔

能君業績

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輩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嗚呼,臨死前他同意將帝位傳給 弟弟信王朱由檢。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檢正式即皇帝位, 這就是歷史上的崇禎帝。儘管他只有十七歲,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當時,朝政大權把持在以大太監魏忠賢和熹宗奶媽客氏爲首的閹黨手裏。最初幾天,雙方是在緊張而微妙的氣氛中度過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無事, 背後已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九月一日,魏忠賢變被動爲主動,提出辭去東廠職務以試探新帝的反應,崇禎帝不動聲色,沒有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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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客氏提出出宮,這次崇禎帝沒有客氣,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賢給皇帝上疏請求停止爲他建造生祠的活動,崇禎帝的批覆不溫不火:“以後各處生祠,其欲舉未行者,概行停止。”

這樣一個順水推舟之舉,便終止了朝野上下齊拍魏忠賢馬屁的不正之風,而又不致引起魏閹的惱怒。崇禎帝還不斷地嘉獎閹黨人員, 他心中明白,這一切早晚都會“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崇禎皇帝的六副面孔

他在靜靜地等候時機,同時暗暗地削弱魏忠賢的勢力。

政治鬥爭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導火索最終竟然是由魏忠賢的黨羽點着的。

天啓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楊維垣上疏彈劾兵部尚書崔呈秀(魏忠賢的得力干將),卻美化魏忠賢,這擺明了是丟車保帥、李代桃僵之策。

靜候了七天之後,崇禎帝決定罷免崔呈秀, 讓他回老家待命。這一舉動等於是掀開了倒魏的大幕。 嗅覺靈敏的官員覺察到政治局勢的新動向,於是揭發彈劾魏忠賢的奏疏連連不斷呈到皇帝眼前。

於是,崇禎帝立即開始行動,命令太監當着魏忠賢的面宣讀了列舉他十大罪狀的奏疏。魏忠賢嚇破了膽,第二天就請求辭去爵位,得到崇禎帝的允許。十一月初一,崇禎帝再次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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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魏忠賢是過慣了有權有勢生活的人,出京時竟然還牛皮哄哄地帶着衛兵一千人、大車四十輛。一個戴罪宦官竟然還敢如此飛揚跋扈,這無疑進一步刺激了崇禎帝敏感的神經

於是,他接着下了一道聖旨,命錦衣衛將魏忠賢緝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縣南關的旅舍中,親信散盡的魏忠賢自縊而亡,客氏被押往浣衣局亂棍打死,客魏兩家子孫都掉了腦袋。

從此,樹倒搠荊散,清算魏忠賢餘黨的行動迅速進行。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閹黨終於被一 網打盡,崇禎帝就這樣不動聲色、沉着老練地除掉了權傾朝野的魏忠賢。

明君風采

除掉閹黨之後,崇禎帝親自選拔了一批大臣,還下詔甄別被魏忠賢殺害或削奪職權的官員,該平反的平反, 該起用的起用,一時之間朝廷風氣耳目一新,京畿內外民心大快。

崇禎帝即位後,自奉特別節儉。他親自帶頭穿漿洗過的舊衣,將許多金銀製品都拿到銀作局化掉充餉。由於國家財政困難,他多次減少皇帝開支,遣散宮中大批宮女。崇禎帝沒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講究,聲色犬馬統統不沾身。

崇禎帝的勤政超過了任何帝王,工作起來不分晝夜。平時白天在文華殿批閱奏章,接見羣臣,晚上在乾清宮看奏章,軍情緊急時他連續幾個晝夜不休息。

同時,一 道道詔諭傳遍天下,罷除了爲皇室服務的一切不急之役, 與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鎮守太監,嚴禁宦官干政,嚴禁官員結交太監;向邊鎮發去銀兩,安定軍心;戒諭官僚結黨,建立完備的監察制度。這一道道詔令在帝國臣民心中喚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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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方面,崇禎帝雖然沒有做到“疑人不用,用 人不疑”,但頗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煥、洪承疇、 吳三桂、鄭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獨當一面的傑出人物。

崇禎帝是個有遠大抱負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從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過的不是一個爛攤子, 他可能會做出一番令人稱頌的業績來,但此時的明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了,他的所作所爲也就自然透出 一種強烈的悲劇意味。

昏君行徑

崇禎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 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

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事事獨斷,事事親爲,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 這樣,他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 並進而一意孤行,一旦敗之,就文過飾非,拉過大臣當替罪羊,僥倖成之,則愈發自負,越陷越深。

陳新甲一案就充分體現了崇禎帝的虛僞、昏庸和冷酷無情。

鬆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起義軍。

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一日, 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議和。陳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將密詔留在了書案上,陳家的書童誤以爲是普通的《塘報》(各省駐京人員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

這樣一來,皇帝暗中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羣臣曄然,立刻上奏章反對。崇禎帝無法抵賴,惱怒之餘下旨:陳新甲着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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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崇禎帝冤殺的大臣絕不止陳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幹正事的被殺,不幹正事的下場還好一點。

一代名將袁崇煥是明朝後期最有能力、最忠君愛國的大臣,而他的結局也是最悽慘的。冤殺袁崇煥是崇禎帝犯下的最嚴重、最不可饒恕的錯誤。

當初,崇禎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煥的,任命他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將整個對金(即後金,清朝前身) 防務都交給了他。

袁崇煥也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勁敵努爾哈赤在寧錦兵敗後連 傷帶病鬱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幾十萬後金軍繞道直撲明朝都城北京。

鎮守遼西的袁崇煥得到情報,立即率領明軍趕到北京,與敵展開激戰。此時,魏忠賢的餘 黨散佈謠言,說後金兵繞道進京完全是袁崇煥引進來的。

皇太極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虜的兩個太監陷害袁崇煥, 他在軍營中廣泛散佈與袁督師有約在先的謠言,並故意讓那兩個太監聽到,然後放了他們。

這兩個太監回到宮中便把聽到的祕密消息報告給了崇禎帝,昏庸的崇禎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煥。兩個月後,後金軍隊撤走,崇禎帝下令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從而自毀 長城,導致明朝敗局一發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禎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禎。

就在崇禎元年,陝西北部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時間波詭雲諸,風起浪涌,大明王朝疲於應付,迴天乏力,除了內 患,還有萬曆以來長期存在的外憂:後金汗國的不斷侵擾。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軍事領導特別是兵部尚書的職位就凸顯出來,變得異常重要,同時也尤其難當,而崇禎帝喜怒無常,動則委過與人的性格更使將領尚書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崇禎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顯露無遺。

據說崇禎朝任兵部尚書或掛兵部尚書銜的先後近二十人中,除盧象升殉國,洪承疇降清外,竟全部先後死於崇禎的旨意。其中雖有幾個該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勞越大,死得越慘,令忠臣心冷,叫敵人拍手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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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最殘忍、最嗜血的行爲就是以凌遲殺害了一 代名將袁崇煥。凌遲,就是俗語中的千刀萬,是歷史上最最殘酷的刑罰。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禎帝釘在暴君的恥辱柱上。

崇禎帝的殘忍在明朝滅亡的最後時刻又一次暴露出來。

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大勢已去的崇禎帝送走三個皇子後,下令皇后和所有的妃嬪統統自裁,自己提着劍發瘋似的四處亂砍。在砍死幾個妃嬪後,他來到了長平公主居住的壽寧宮,一邊聲嘶力竭地大喊:“你爲何生在帝王之家! ”,一邊揮劍砍下, 長平公主頓時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

之後,崇禎帝又去昭仁殿殺死了昭仁公主。

庸君形狀

崇禎帝並不是不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沒有足夠的治理國家的能力,猶如小學生沒有寫出博士論文的能力 一樣。

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於自己明智的措施,但發脾氣的時候也不可理喻。他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有動聽的掩飾,絕不尋求更正,卻渴望他的部下歌頌他英明。

崇禎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當權後立即把閹黨清除。但他不久就發現只有宦官最忠貞,於是一切恢復原狀,而且更變本加厲,大量的派出“監視宦官”到各軍區,各重要城市去監視主管首長,這種行徑完全是他剛剛撤銷的監軍制度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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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崇禎帝自認“非亡國之君”,但面對已成燎原之勢的農民起義軍和強悍好戰的關外鐵騎,卻束手無策, 無力招架,只有仰天長嘆,痛哭流涕的份兒,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樣,當年剿除魏閹集團時的沉穩老練,冷靜自信都跑到爪哇國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師局勢日益危急,而此時明朝國庫已經告罄,根本無力禦敵。崇禎帝 只得下令勳爵百官捐助,可這些有錢的主兒到這時都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窮,根本不理會亡國降至。

折騰了一個月,崇禎帝僅弄到區區二十萬兩白銀,而大順軍進城後,從文武百官、太監貴族手中搜出的金銀多達兩千餘萬兩。

對於一個連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來說,要想打敗造反者,戰勝入侵者註定是鏡花水月,註定是癡人說夢,註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仁君姿態

實事求是地講,崇禎帝還是有一些愛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頒佈詔令,與民休息,停止爲皇家服務的土木營造、織造燒造、珠寶採辦等活動,取消受災地區的徭役賦稅,他還不斷地宣佈“減膳”、“撤樂”,削減後宮開支,減輕百姓負擔。

可惜,在他統治的中後期, 內憂外患搞得他焦頭爛額,心力交瘁,再也沒有心思關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禎帝自縊煤山(即現在的景山)之前,他的愛民之心又一次迸發出來,在內衣上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我死後沒有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請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頭髮披到我臉上。任憑逆賊割裂我的屍體,不要殺傷人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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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這時,崇禎帝纔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爲時已晚,百姓們看到他的遺言,頂多會在評價他時加一點同情分,而絕對不會對他心存感激。

從即位時和臨死前愛民之心的兩次凸顯,我們可以看到崇禎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於衝動。

容易衝動的人是不適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說當位於政治巔峯的皇帝了,更不用說當千瘡百孔、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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