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清朝的雍正帝爲康乾盛世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其中攤丁入畝是很重要的一項國策，那麼這項政策具體是什麼呢?爲什麼能讓士紳們集體跳腳?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爲什麼要攤丁入畝
說到攤丁入畝這個政策就不得不提到明朝了，歷史上明朝統治者爲了拉攏士紳(在職或已退休的官員、取得功名但尚未做官的讀書人都在此列)，對其多加拉攏，給予其各種特權，進行稅收優免，後來發展到明朝中後期時，士紳們更是通過種種手段達到了“不當差、不納糧”的程度，這些義務和稅賦全由百姓們承擔。
另外，除了各種雜項外，百姓們還要繳納“丁銀”也就是人頭稅，這就進一步造成了貧富日益分化，災荒年月一來，貧民要麼賤賣土地，要麼借高利貸，最終的結果都是土地兼併。
而因爲舉人、官員，極其家人們，包括他們的奴僕都是不用納稅不用服徭役的，因此許多百姓爲了避稅紛紛將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士紳們，或是乾脆賣掉土地，甘心給士紳們當佃戶，還有的則乾脆逃荒，找地方當起了隱戶，以此躲過政府的監管。研究者們認爲，在明朝人口巔峯時期，起碼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遺漏於政府記錄之外，無法收上賦稅。
這就導致了國家陷入惡性循環，不加稅吧?政府沒錢，加稅吧?會加劇土地兼併問題，造成大量農民破產，躲起來不交稅，國家財政結構進一步破壞，想進行改革吧?又是層層阻力，最終明朝廷卻也只能飲鴆止渴。在這種情況下，士紳變得非常肥碩，但很多農民卻淪爲佃戶、奴僕，或成爲流民、饑民，並最終埋葬了明朝。
攤丁入畝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清承明制，一直以來清政府收稅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還是像明朝那樣對百姓徵收田賦和丁稅(人頭稅)，收人頭稅的時候，你家裏有多少人，就按每個人多少錢乘以人數來交丁稅，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是繳納一樣的丁銀，這看起來公平，但卻有很大的弊端。
富人和窮人繳納一樣的丁銀，廣大的貧民們明顯負擔更重，而富人卻不會有什麼感覺，小戶人家，家財不豐，又因爲人多地少，會逐漸付不起丁稅，也就甘願賣了土地去給地主當佃戶，甚至被逼得賣田賣身、溺死嬰童。
士紳們不用納稅，又有錢財，自然拼命買地，富人由此兼併土地，到康熙年間時，清朝主要的土地都逐漸集中在了官僚手中，土地兼併問題開始變得嚴重起來，土地年年兼併，貧富日益不均，農民人口增長，但手中卻沒有土地，“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無田者十九。”
農民承擔着繁重的稅賦，但因爲沒有土地，不能生產，所以無力負擔，這導致流民增加。封建地主壟斷土地卻不交稅，不斷擴大田莊還向上瞞報，要繳稅的土地逐年減少，清朝廷能夠收到的稅賦自然也是年年減少，當國家在遇到什麼財政難題需要大量款項時，又只能再向貧民加稅，這又會導致貧民不堪重負，並爆發新一輪的農民起義。
一些百姓爲了避稅，開始更大規模的投獻、逃荒，或是藏爲隱戶，讓國家徹底收不上稅，官僚們爲了完成賦稅任務，就不斷巧立名目，將這部分的丁賦轉嫁到其他農民頭上，造成惡性循環，導致朝廷財政持續下降。並且，地方官員爲了中飽私囊，還會對下徵收重稅，對上卻少報人口，造成吏治腐敗，朝廷收入再次銳減。
當年發生在明帝國身上的事情就要在清帝國身上重演了，爲了避免這個可怕的現實再次發生，雍正帝開始動手改革了。
爲了解決財政困境，雍正帝開始了“攤丁入畝”的改革，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不過攤丁入畝並不是雍正帝的創造，而是完全照搬了明朝中後期條鞭性的攤丁入畝，只是明朝沒有堅持下來而已，清人王慶雲說：
“明嘉靖後行一條鞭法，均搖、裏甲與兩稅爲一，丁隨地起(攤丁入畝)非權輿於(開始於)今日。”
雍正帝一改往日按人頭收稅的舊法，改爲按地收稅，進行大規模檢地運動，核田歸稅，將歷代相沿的田賦、差役和丁銀等項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賦，實現了真正的一條鞭法，並宣佈“永不加賦”，這樣就等於將流行中國兩千多年的人頭稅(春秋時代就有了，秦漢時期稱之爲“口賦”、“算賦”、“口算”)廢除了。
雍正帝依照“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原則，廢除了士紳們的許多特權，與普通百姓一樣承擔國家的徭役賦稅(不過後來官紳一體當差政策並沒有推行下去)。把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徭役銀(也稱丁銀)作爲一個固定不變的數額——335萬餘兩白銀，平均攤入各地方的田賦銀中，一體統一徵收。由於各省各地的情況不同、賦役比例不同，因此分攤比數也各自有別。其中，直隸省每田稅銀一兩平均攤入丁銀0.207兩;山東省爲0.115兩;河南省爲0.117~0.207兩;陝西省爲0.153兩;江西省爲0.105兩;福建省爲0.527~0.312兩，這就成了後來所謂的清代劃一的地丁制度。
此後清朝人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稅，地少得少交，地多得多交，沒有土地的就不交，這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貧民的負擔，家中人口數增加不再是增加納稅負擔了，少地或無地的民衆壓力驟減。
並且人口好隱藏變動很大，按人口徵稅計算很難，在古代的情況下很難確定一塊地方到底有多少人，而土地則不好隱藏相對是不變的，因此只對土地徵稅是很容易的，稅率、稅額也都很容易確定，覈算起來也更加方便，而且由於土地都集中在官僚和富人手中，他們也有承擔賦稅的能力，有利於政府收稅(相對來說)和保持社會穩定，浙江《嘉興府志》上評價說：
“田畝起丁(攤丁入畝)，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覈，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無田的鄉民、佃戶和市民因不再繳納衆多的稅賦，使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因負擔沉重而逃亡了，這在客觀上安定了百姓的生活。但對於地主富人們來說，攤丁入畝則是割在他們的肉，在雍正帝改革之後他們要承擔的賦稅遠遠多於之前，因此攤丁入畝的推行阻力很大。
從民間富戶到官員士大夫們都願意執行此項改革，進行各種推脫，甚至是抗爭，最後雍正帝用了很大的力氣，纔將該政策推行到了一些地方，卻也被士大夫羣體所仇視，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們的一致抹黑和栽贓，導致雍正帝的名聲非常不好。
而攤丁入畝政策實行之後，很快就展現出了威力，極大地增加了清朝國庫收入，從雍正初年到末年，其財政增長了近10倍。在雍正登皇帝位之初，爲以往各種積弊所累，國庫存銀只有800萬兩，然而，至雍正統治末期，僅在十餘年間，基於包括攤丁入畝制度在內的善政實施，國庫存銀已達6000萬兩，社會人口則從1661年的1913萬，增加到了1790年的3億之多。
攤丁入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稍微緩和了大地主的土地兼併活動，因爲土地負擔有所加重，他們購置田產的熱情也就不那麼高了(可惜到後來，地主通過轉嫁負擔於佃戶，而繼續兼併田產)，中國人口得以迅速增長，爲清朝的統治注入了強心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