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今天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這篇文章，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公開考試，公平競爭，公正錄取，這是科舉制度所昭示的精神，所標榜的特徵，也是整個科舉制度立腳的基礎。
這一基礎，是由北宋前期一系列革命性的科舉制度建設夯實的。
一：廢除公薦
唐朝科舉考試中盛行的投“行卷”的做法，不能說沒有一點合理性，這畢竟在試卷之外，多了一重考量的要素，避免了單一試卷所表現出的偶然性。
公薦和通榜，也能提醒考官對某些真正有才能者的注意，避免在“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的判卷時遺漏人才。
但是，行卷有可能出自他人之手，公薦有可能徇私，通榜也有可能變成私下交易。
隨着唐朝輝煌的逐漸逝去，這些考場外因素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現。
如《舊唐書·王起傳》中記載：“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
許多“寒門俊造”，只得興“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之嘆。
宋朝韻科舉制度建設，正是針對這些問題，從這裏開始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中記載：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賓其罪。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保薦抱文藝者，號日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止。”
自唐朝以來以公薦爲名、行請託之實的做法，這時被明令廢止。
這即便不能根除，也極大地限制了脅於權勢、擾於人情、累於子弟的所謂“常情”。
限制了這些考場之外因素的作用，杜絕了過去那種“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的情形，將舉子的最終錄取與否，限定在了場屋之內。
二：實行殿試
在爭逐科舉的路途上，舉子與舉子、舉子與考官之間，結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
如《河東集·卷九》中記載：
“同年登第者，指呼爲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累代，莫不爲皤比，進相援爲顯榮，退相累爲黜辱。”
舉子對於考官，恩情尤重。考生錄取後，要向主考官謝恩，稱主考官爲“師門…恩門座師”，而自稱“門生”。
根據《宋會要輯稿·選舉》中的記載，爲了剷除朋黨的溫牀，防止考官徇私，師生結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下詔：
“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貢舉官，子孫弟侄如違，御史臺彈奏……兼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
宋朝初年，沿襲唐朝的科考規制，只有地方州縣的解試(經地方州縣考試合格的舉子，送往京師應禮部試稱“解”，故稱州縣舉行的 考試爲“解試”)和中央尚書省禮部的省試兩級考試。
開寶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錄取的進士宋準等10人及諸科錄取的28人一起到講武殿謝恩。
宋太祖覺得進士中的武濟川“材質最陋，問對失次”，便將其黜落。
由於武濟川與權知貢舉的翰林學士李肪是同鄉，宋太祖懷疑李疇徇私袒護。
恰好在這時，落第舉子徐士廉等人又擊登聞鼓，狀告李疇用情取捨，錄取不公。
宋太祖下令將考試終場而沒有被錄取的考生選出157人，連同已被錄取的38人，參加由他本人親自主持的複試。
考試的結果，錄取進士26人， 諸科103人，而李防原來錄取的38人中，有10人被黜落。
殿試實行之後，皇帝直接控制了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新進士由知貢舉官的門生，變爲了“天子門生”。
由於殿試對抑制權貴子弟升進、鞏固皇權非常有效，從此，皇帝親臨殿試成爲定製，解試、省試、殿試的三級考試製度得以確立。
但從宋朝殿試的產生來看，它是爲着防弊的直接目的，所以宋太祖就曾得意地對大臣 們說：“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
殿試最初實行的時候，和其他各級科舉考試一樣，“皆有黜落”，是不等額的淘汰性考試。
根據皇帝臨時的旨意，“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省試合格了，殿試並不一定能過關。
很多人在這漫長的科舉之路的最後關口，往往功虧一 簣，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累經省試取中，屢摒棄於殿試”。
再加上“遠方之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 (《邵氏聞見錄》卷二)
這也實在體現不了皇帝對士人的體恤和關愛，達不到以科舉爲誘餌、牢籠士人的目的。
在離及第只有一步之遙時被殘酷地黜落，一些舉子深深地失望，乃至絕望，不惜鋌而走險，最後站到了皇權的對立面。
當時有一個名叫張元的舉子，博學多才，頗具韜略。由於多次參加殿試失敗，最後憤憤不平而投奔了西夏。
在宋夏戰爭中，爲元昊出謀劃策，侵擾宋朝邊境，成爲宋朝的心腹大患。
朝臣們都把這歸咎爲殿試黜落，嘉祜二年(1057年)，宋仁宗“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這年參加殿試的388名進士、389名諸科舉人全部被錄取。
從此，省試合格之後，科考最終及第便成爲定局，殿試成了不再有黜落的等額性考試，它的作用不過是排定名次，確定“天子門生”的名份而已。
三：鎖院和別頭試
在唐朝，朝廷的科舉考試由吏部主持，具體地說，最初是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後來改爲吏部侍郎主持。
由於主持考試的部門和官員是相對固定的，所以容易出現賄賂和請託。
宋朝主持會試的考官，由皇帝臨時指定，因爲是臨時性的，所以稱爲“權知貢舉”。
“權知貢舉”不常任，年年不同。
此外，皇帝還會指定同知貢舉二三人，作爲“權知貢舉”的副職。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蘇易簡權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由此建立了鎖院制度。
鎖院就是在考選期間，考官進入貢院，關閉院門，暫時斷絕和外界包括家人的聯繫。
考官在院中擬定考題、收領試紙、排定考生座位，一直到考試結束、排出等第之後，才能出院。
省試或禮部試的鎖院時間，一般期限是一個月，如果事情未完，可以延長十天。
鎖院制度因考官規避請託而建立，對於防止舞弊意義深遠。
除了鎖院之外，宋朝還實行所謂的別頭試。
別頭試又稱“別頭”和“別試”，是科舉考試中爲了迴避親嫌而採取的一種考試方法。
它出現在開元年間，在唐朝時興時廢，沒有成爲固定的制度。
宋朝的別頭試始於真宗時的張士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八》中記載：
“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爲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日： ‘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上是之，記名於御屏， 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
從宋朝雍熙二年(985年)省試時開始，規定考官及相關官員的子弟、親戚乃至門客，都必須迴避。
還要另派考官，另設考場，對他們另外進行考試，並規定特定的錄取名額，單獨錄取。
後來，別頭試逐漸推廣到國子監、開封府以及各路的解試。
只有殿試是皇帝駕臨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不實行別頭試。
四：糊名和謄錄
宋朝杜絕場屋之私最有效的措施，還在於糊名和謄錄。
所謂的糊名，又稱封彌，也就是將考生的姓名、籍貫糊住，或截頭去尾，編成字號，讓評閱試卷的官員不知試卷出於何人之手。
糊名法在唐朝就出現了，但只是應用於吏部試。
宋朝的糊名法始於殿試，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御崇政殿複試進士，將作監丞陳靖上疏，請糊名考校，得到太宗的採納。
在此之後，糊名法逐步推行於省試、解試，所以宋人筆記中又有“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真宗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這樣一些不同的說法。
糊名之後，考官還可以“認識字畫”，根據筆跡知道試卷出自何人之手，這便導致了謄錄。
譽錄又稱易書，也就是將試卷重抄一遍。
考生交卷之後，由封彌院將試卷糊名，再送往謄錄院，由負責謄抄的書吏，用硃筆將整個試卷謄抄一遍。
最後不是將考生的原卷而是將書吏謄抄的硃卷送考官評閱，以堵住根據字跡或相約的暗號辨認出試卷的漏洞。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能改齋漫錄》卷一)
謄錄最先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省試時實行，後來逐漸推廣到殿試和各類解試。
“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宣向此中求。”北宋前期科舉制度建設的這些措施，使科舉制度在制度化和嚴密化的同時，也更具有客觀性和公平性。
由於這些制度的實行，使得“一決於文字而已”、“一切以程文爲去留”成爲可能。
這樣的做法，在當時就受到了有識之士的稱讚，歐陽修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
“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爲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纔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
後世也廣受稱讚，歷代相沿不改。
這些“至公亦至善”的做法，是科舉制度中可貴的客觀性和公平性的核心內容和集中體現。
